那一次,我尝到了“不外饰”之痛

 



 


汲安庆


学校组织讨论“有效教学”的策略。在分组研讨会上,因为被众人封为“学者型”教师,我必须作为语文组的代表,准备下午全体教师大会上的发言。


“你现在主讲,我们补充。”他们说,仿佛扔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们推辞的理由还有:昨天酒喝高了,现在头还很痛;班主任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才疏学浅,怕难负重任……


我很委屈地说“我也是班主任,我同样有一大摊子事情没有完成”,可是他们立刻微笑着予以驳回:“能者多劳,就这么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仓惶地开始“抛砖引玉”。当时感觉目前学校的语文课堂教学主要是体系化、文学化、规范化方面还做得很不到位,特别是在升学率的指挥棒下,课堂教学的功利性思维特别强悍,许多语文老师已经无暇,也不屑于引领学生领略文本所蕴涵的趣味、情味、况味或品味了,即使偶尔涉猎,也是运用以前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文艺理论,不断更新的西方文艺理论在他们心中几乎是一片空白,殊不知一种文艺理论即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全新的体验,“新”若在,又何愁学生的“趣”不在呢?


讲着讲着,我忽然进入了状态,似乎剥去了一切客套,直奔主题,直切症结,进行了激情澎湃的剖析和论述,颇有一种大块朵颐的感觉,根本没有意识到诺大的、刚才还嘻嘻哈哈的教室,现在已经一片寂然了。


“先吃个西瓜吧,休息一会儿,降降火。”记录员的声音打破了我发言后突然造成的沉寂。我很纳闷:才发言一会儿,怎么就这么疲惫了?难道学校分发的西瓜对他们有这么大的诱惑?我是下午的发言人,你们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又怎么能集大成呢?


“汲老师,你博览群书,可是你的儿子喜欢吗?”坐在我旁边的A老师不紧不慢地问,他整个脸几乎埋进了那一分为二的,像小脸盆一样的西瓜里,但声音依然清晰可闻。


我很诧异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说起儿子,我既感自卑,又感愧疚。自卑的是他很懒散,平时的阅读量委实很少;愧疚的是,离异之后,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加上去外地读书,和他交流的机会也极少。所以,像独行侠的他在学习上并不优秀,甚至可以说是很平庸。


“不是很喜欢。”我说。


A“嗯”了一声,继续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西瓜,鲜红的汁水像被稀释的血水一样洒落在课桌上,我忽然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


“汲老师,我们私下说的哦,你这个发言,领导可能不会喜欢。”一直像妹妹一样尊敬我的B老师第一次对我进行否定,“领导需要的是可行性的方法,讲理论他们只会觉得很空。再说,我们讨论的是有效课堂教学。”她把“课堂”两个字咬得很重。


我的热情像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立刻降下温来。任何实践背后都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将理论和实践断然分开,并且谈理论就生厌,谈理论就不耐烦呢?我分析的是现存问题,不是去揣摩领导的意图啊!让课堂教学有效不假,可是怎样让课堂教学集约化、高效化、趣味化,体系、文学、规范是无法绕开的关键词啊!


我脑海中蓦地跳出撤退的想法,让她作为代表去发言。


“这样嘛,汲老师,你可以先讲语文课堂教学如何规范化的问题,然后再讲文学化和体系化的问题,这样,领导就不会感冒了。”作为主持人的C老师露出了他一贯的持重的风格,兴许他看到了我的畏难情绪吧!


C想调换一下话题的顺序,顺着领导的思路去走,务实而不务虚,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也是真诚地替我着想,但这中间的奥妙我实在参悟不透。不过,我倒是隐隐感觉到似乎犯了众怒了。


“哪有你这样说话的,简直是打倒一大片啊!”晚上回家,将这件事描述给女朋友听,她立刻尖叫起来,“你伤了他们的心啊,他们会一辈子记恨你的!”


我忽然醍醐灌顶一样清醒过来,继而懊悔自己的失言了,A的专心致志、B的一脸严肃,C的坦诚相告,还有DEFGHIJ等的或附和、或微笑的情形再次浮现在眼前,竟是那样的令人回味无穷了。


可是,我也补充过:我只是针对问题,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教学状态,并不是在反衬我有多么、多么厉害啊!难道直言不讳也有错嘛?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将“说真话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句格言深深植入心灵了。


“呵呵,你可以对我坦白,”女朋友笑着拉起我的手,“但是对他们,你必须想着点说,顺着他们意思说,这年头,谁不喜欢听好话啊?”听着她语重心长的安慰,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讨厌了。


“让我说你什么好!这点讲话技巧也不具备。亏你还发表很多文章呢!”和远方的一位同学聊天,谈到这件事情,他立刻开始训我,“你应该将范围定在当下的语文界,而不是你们学校;另外,你应该郑重声明你这方面做得还很不行。”


末了,同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且非常认真地说:“你应该认真,而不是较真。你应该较自己的真,而不是较别人的真!”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越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了。都说四十不惑,我怎么依然惑呢?而且惑得还挺严重!


记得以前也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告诫过我:“不要和什么人都谈及自己的理想、困惑、乐趣、爱好之类的,那就像一个人脱光了衣服在大街上给人家展览一样。”当时觉得很好笑,没想到现在真的有了这种感觉,大家一个个含蓄、吞吐,谦让有加,我却傻帽似的站到了前台,还做了几个自以为很Poss的动作。


于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说起过苏洵对儿子苏东坡的担忧:“轼乎,吾惧汝不外饰也”,苏东坡被不幸言中,先得罪王安石,后得罪司马光,结果被越贬越远,直到蛮荒的海南岛,有幸被放还,却又病死于途中,都是率真惹的祸!当时觉得不以为然,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命运自然会随之不尽相同。可是推而想之,冥冥之中却有惊人的相通性!十三到十四世纪欧洲城市文学中的隐喻诗,通常以梦游的故事情节来隐喻作者不便明言或者不敢明言的内容。何以故?怕不外饰带来杀身之祸也。比之更早的商鞅、吴起之流不就是么?空有卓绝一世的才华,结果却不得善终。何以故?不外饰的言和行得罪了贵族们,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那么,我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想到某位老师特立独行,做出了一些成绩,却被视为不知深浅,不明就里;想到某位教授来恳谈教学之道,却被视为不切实际,不值一提。那不屑的架势,好像那些老师或者教授根本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白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分明有一种被很多双目光冷酷地钳住,进而慢慢窒息的幻觉。


我怨恨地想:我也属于幼稚之列,不实之类吧!杨振宁早就说过:锋芒毕露的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我知道这是文化差异所致,还特地向学生指出过,没料到临到自己头上,还是犯了这个熟悉的错误!


那天夜里,我破天荒地做梦了:一会儿墓地,一会儿石棺;一会儿被追赶得狂奔不止,甚至御风而行,一会儿又像死去的鱼儿一样,深深安息在不为人知的海底……


以后的日子,我装出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用同样的语调说话,甚至还故意大声,借以掩盖着内心的脆弱和紧张,但是眼睛和耳朵似乎比以前更加锐利和灵敏了,积极捕捉一切和上次发言有关的信息——他们也同样表现出一副淡然不惊的模样,一样的声气,一样的笑容,只是好像再没有昔日的自然、真切了。但愿他们能体谅我的这种浅陋和鲁莽,但愿学校领导能明白我的苦衷和真挚——我的确不是目空一切的清高之徒,更不是一个攫取自身名誉的饕餮之徒。可是,内心的另一种感觉分明越来越膨胀了,我们所谓的研讨,不仅没有解决一丝一毫的问题,反而使问题像希腊神话中的气袋一样研讨得越来越大了!这是教研的本质么?


我真诚地忏悔,假如无意中刺伤了他们的尊严。可是,我依然心有不甘,也很苦恼——饰与不饰原来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本文发表于广东《师道》杂志2008年第10期。)

教师的“仇校心理”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教师的仇校心理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汲安庆


相对于“爱校如家”的精神传统,教师的“仇校心理”是指教师对学校所持的不满、怨怼,甚至仇恨的情感倾向,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多层次、多角度地和领导唱“对台戏”,对教学吊儿郎当,对学生牢骚满腹,对生活失去诗情,对自己无比纠结,等等。


“仇校心理”的培育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的指引、更不需要教师中“落后分子”的援手,校长大人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在谈笑之间将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彻底搞定!


1、防贼战略。不是经常扯着脖子喊“用天使的心态对待学生,学生就会像天使一样可爱;用魔鬼的心态对待学生,学生就会像魔鬼一样可恨”吗?对待教师,校长大人就应该怀着防范盗贼的心理,盯他、刺他、吓他、罚他,直到他心里不敢有他,就可以像使唤奴仆一样用他了。比如威风凛凛地往校门口一站,严密地监视是否有迟到现象(现在科技发达了,用上了刷卡器,或者指纹识别器,那么你可以踱着官步去了解一下记录)。一经逮到,板子立刻打上他的屁股。再如,当月工资不发放,留着下个月再发,防止他开溜。奖金呢,留着下一年再发,或者永远不发,使这位孔方兄一直在教师们的心中晃悠,永远保持能心理充饥的大饼魅力。也可以隔三岔五地去袭击一下教师的备课笔记,或者在他们上得起劲的时候,幽灵一样出现在他的课堂上,挖出问题后,迅速召开教工大会,大炒心中的“教育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让对方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哪怕是布置一些制造文字垃圾却又能体现治校严谨的工作,让他们动起来就好。这样一来,他们的忙与自己的闲,他们的动与自己的静就会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天下太平了。如果这招不行,竟然有当面叫板,或者背后软抵抗者,立刻予以警告:“不好好干,立马给我滚蛋!”或者连这种狠话也不用说,找个合适的借口,寻个巧妙的时机,不声不响地辞聘掉这位刺头,不愁其余人以后不像龟孙子一样耳提面命。孟老夫子曾经对此有过形象的比喻:“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非常有效,校长同志们大可放心使用。


2、奸商心理。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从教师身上获取最大的利润,所谓“损私肥公”是也。这个“公”字一定要高高地举过头顶,因为它和照妖镜、降魔塔的法力不相伯仲。比如安排老师做事,你一定得大谈奉献,大谈人格,使他彻底死了和你要报酬的心。更为聪明的是装傻充愣,对方不说拉倒,说了再和他谈“以后会考虑的”之类的话。“以后”,一个月,一学期,一年,十年,弹性大得很,谁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早不知忘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更何况,你还可以似乎不经意地和某些人说:“×××为学校做了点屁事儿,还特地跟我说到报酬的事情了,很有意思!”不摆观点只说事,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保证此类事件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依此类推,所有策略、措施的出台,一定要紧扣“公”字,即使是为自己的私利着想,也要打着“公”的旗号。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啊!如果有人不识好歹地咬你定的是霸王条款,你要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我们是参照了某某名校的做法”,或者“请某某专家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等等。这样,他们即使“别有幽愁暗恨生”,也得好好地忍着。这种屈校利己、抑人扬己的智慧,博大精深,需要开掘的资源到死都用不完!


3、勇士气质。当然,也可以不用绕弯子,见名就抢,见利就上,充分彰显勇士的雄风。比如上级下放的表彰名额,你完全可以不用拿到大会小会上去讨论,自己牺牲一下宝贵时间把那表格填了。倘若一定要见光,就先和领导班子里的人商量,尽量用幽默的口吻说,以显示自己似乎有意,又好像并不当回事似的。或者先含蓄地从别的事情说起,七拐八绕,最后蜻蜓点水式的卒章显志就可以了。这样属下们立刻就可以顺利找到抓手,寻找各种让你受表彰的理由。而此时呢,你最好再高风亮节地一个劲地推辞,使他们更加坚定,更加豪迈地决定:此表彰非你莫属。至于各种表彰自己拿得腻了,也可以同样豪爽地赐给当初为你卖力最勤的主儿。这时候,你便可以召开各种会议,声情并茂地纵论那位主儿的好儿,使他更加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地为你获取其他利益鸣锣开道。类似的主儿培养多了,你的事儿也就更顺了,根据地也就更牢了,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就更强了。“过了这村没那店”、“马太效应”、“当仁不让”等真理就是这么“炼”出来的!老师会生气?管他个球儿,反正小泥鳅也翻不起大浪。实在闹腾得凶了,给他们一丁点儿甜头尝尝,还会扑腾吗?对了,为了使自己的勇士气质永不褪色,还可以每天上班前对镜子中的自己大声吼道:“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胜,不强必败!既发扬了墨翟老先生“力事日强”的精神传统,又给自己壮了胆,岂不快哉!


4、负心汉意识。这其实是一种见机行事的生存智慧。在逆境之中,你一定得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让对方产生一种错觉:我就是主人,我就是人才,呕心沥血地为你卖命。但是,等学校发展强大了,你大可以君临一切,不必在乎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这世界,变化太快,要做的事情太多,被他们的想法淹没,就会“剪不断,理还乱”,委实是不明智的选择。所以,你可以不用倾听任何来自民间的声音,只把注意力放在上司的言语揣摩中、心理定位上,一旦把握了本质,马上动手,在贯彻上司旨意的过程中,充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有上司的支持,甚至连上司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加上那群教师苦哈哈地做出来的优良成绩做后盾,还有一大群忠实的粉丝下属的支持,何愁大业不成?老师不满,“两条腿的狗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嘛!”


总之,“家园感”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工程,但是“仇校感”“监狱感”的培育绝对可以短、平、快地实现。就按上述原则忠实操作,再像西方“禁果效应”揭示的那样,随时、随地激情地振臂高呼“爱校如家”、“敬业奉献”,促使他们倒行逆施。这样,教师的“仇校心理”一定能够早日形成!


(作者按:非常奇怪,本篇通过两家著名杂志的一审、二审,但是到了三审时便被咔嚓掉了。据说是怕发表出来,会引起校长和教师的冲突。想不到区区一篇文章,还能有如此功力!今贴在这里,算是一个检验吧!)


 

超越不良心态

超越不良心态


——听王极盛教授高考辅导心理讲座的3点启示


汲安庆


中科院的王极盛教授是被学校请来对高三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本以为会纵横捭阖,深不可测,没想到像邻家老爷爷一样亲切平易,还不乏幽默。先生喜欢以生动的实例引出观点,深化体验,一如风行水上,在每个人的心湖上都能留下层层的涟漪。


其中有三例颇为耐人寻味。


甘肃一位实力派女生进入高三后成绩一直不尽人意,特别是数学,简直可以用江河日下来形容。结果,本可以成为品牌学生的她,在高考中却一败涂地。说来可笑,她失败的根源仅仅是看不惯数学老师的一个细节:每当有学生考试不好,或回答问题不理想,这位老师便将一个粉笔头扔向该生。由排斥老师,到反感该老师所教的学科,再到厌倦所有科目的学习,感性而倔强的她算得上是兵败如山倒了。高四那年,也就是复读的那年,女生忽然理性地认识到老师的怪异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焦虑心理的体现,是另类师爱的表现,于是成绩突飞猛进,当年便夺得该省的文科状元。


也许有人觉得女生后来的成功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失败,因为独立不羁的她由此走向了忍从,甚至屈从,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但是从女生心态转变的历程来看,说她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宽容似乎更加合理,因为女生没有丝毫被迫强行逆转的痕迹。联系到很多学生视老师和家长的沟通为“告状”,视老师的批评为“出我的丑”,视别人的关心、爱护为理所当然,稍有不如意,便怒气冲天,或者恶语相向,甚至阴鸷地报复,该女生的心态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中国道家“低位思想”的色彩。放低自我,清空自我,才会站得更高,拥有更多。西方的谚语“空瓶子才会装新酒”说的也是这个理儿。女孩空出了内心的怨恨、仇视,让虚心、理解进驻心灵,学习效率顿时提高,人生的境界也由此博大了。我们不赞同那位老师粗蛮的“爱心”,但是我们对女孩的心理瓶颈的突破,心存敬意。


另一个是关于江西某文科状元的故事。据说该女生在高三“一模”、“二模”时还是全班倒数第一,但是在高考时却一下子“从奴隶到将军”,摘得文科第一的桂冠。女生成功的秘笈仅是一句话“我能行,我一定行!”这种认可来自她的班主任老师。


我不知道女生是在怎样的人生低谷得到班主任的认同的,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将这句别人看来似乎是极其幼稚的口号融入自己的精神血脉的,但是我由衷为她艰难中的自我超越而感动。聆听别人教诲的人可谓多矣,可是有几人能真正汲取呢?更何况,一些自命清高的学子,从来都不把父母的劝慰,老师的教导放在心上的,他们觉得那是唠唠叨叨,是老生常谈,不需听,也不屑听。将冷战当做青春的表现方式,将固执当做个性的集中体现。成绩一塌糊涂还冥顽不化,习惯令人生厌却浑然不觉。然而,女孩很幸运地规避这一危险的青春地带!她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调试,去锻造的。从“到了高中,女生便学不过男生”的社会共识,或者说历史无意识中挣脱出来,从“我已经是瘫子掉到井里去——没指望了”的消极暗示中突围出来,需要积攒多么巨大的心理能量和抗争勇气啊!心理学家认为:激发力量=目标价值×期望概率。接纳了老师的鼓励,女孩的目标价值和期望概率应该是同步跃升了吧!


还有一个是关于北京某考生的例子。这是一位男生,平时的考试一直很顺利,且遥遥领先,可是在高考的考场上,别人在飞速答题,他却用笔在试卷上一个劲地“打点”。随着别人答题的推进,他却越来越烦躁不安,并大叫“头痛”。巡视老师将他带到了休息室,给他喝了点水,并请校医诊断,发现他情绪平静后,建议他就在休息室答题,没想到他立刻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大家只好叫来“120”,将他送进医院治疗。


这是典型的考试“恐惧症”。平时的考试和自己命运关系不大,所以能正常发挥,轻松发挥,可是一旦和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高考真正降临时,压力陡增,精神防线就彻底崩溃了。听起来,这似乎是个案,但是这种心理绝对是普遍的现实。面对高考恐慌,有人不断麻木自己,有人则想方设法回避,上例中的男生绕不开,所以一下子爆发了。联系到许多学生小考好好,大考了了的例子,更是验证了高考恐慌的普世现象。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事例从反面告诉我们,摆脱恐惧心理的最好办法是:以高考的心态对待作业,以作业的心态面对高考。拿得起放得下的思想,对恐考的学生犹需谨记。适当的压力可以化为动力,但是过度的压力就会成为阻力,成为扼杀力。恐惧对正常发挥的能力都有所毁灭,更别说对创造力了。据说:瑞士的钟表匠能制造出全世界最精确的钟表,二战期间德国人觊觎这个产业,俘虏了一批钟表匠为他们生产钟表,结果处在压抑、恐慌中的钟表匠再也调不准那些精密的齿轮了。


遗憾的是,不少学生平时以此为借口,一个劲地放松自己,对听课、作业、复习、预习随便应付,或者连应付也省了,真正的考试来临时怎能不惊慌失措呢?


王教授说“心态就是分数”,我看远远不止。健康的心态也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更是人生的一种动力,一种境界。


因此,超越不良心态,刻不容缓!


(注:本文发表于《当代班主任》2010年第8期。)


 

特长生的非常态:以利相交

特长生的非常态:以利相交


汲安庆


“以利相交”可谓特长生选拔与培养的“潜规则”,只不过大家没有点破罢了。


“利”的源头要追溯到“高考加分”这个诱人的“金苹果”。教师愿打,家长愿挨,学生半推半就,于是名目繁多的校外“舞蹈班”、 “书画班”、 “体育班”、“声乐器乐班”等应运而生。学生在培训中滋长了“特长”,家长在培训中种植了“希望”,教师在培训中填满了腰包,皆大欢喜。影响所及,校长们从中也掘到了“商机”:特长生加分,可以使文化成绩不很理想的考生进入理想的大学就读,进而提高学校的美誉度;特长生考艺术院校,依然可以殊途同归。于是大开绿灯,允许老师课外辅导,甚至拿正课辅导,实在不过瘾的,干脆开设艺术班,体育班,从课程设置到师资配备,进行有计划地攻坚,美其名曰“特色办学”。至于开具虚假特长生证明,将之演变为特权生,更是不在话下了。


各大重点高校虽然打出“活跃校园氛围,提升学生艺术素质水平”的旗帜,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的艺术特长、体育特长生,被优惠招进大学后,主要是被用来进行文娱宣传、演出,参加各类省级、国家级比赛,为学校贴金的,这种拿来主义作风使得招生更像是招聘和招募。好在特长们并不介意,有活动能练练手,有比赛可露露脸,复有何求?至于大学里没有设和特长相关的专业,后续的培养跟不上,更不必介意了。想当年为了挤高考独木桥,累得跟头驴似的,现在也该放松放松了。至于自己的特长以后特不特,长不长,无需去管,也没心思去管了。


毫无疑问,在“利”的旗帜下相聚,特长生、家长、相关的辅导老师、中学校长、大学的相关部门,各取所需,不仅实现了各自的目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艺术、体育事业的发展,甚至还促进了社会消费,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哲学带来的隐患同样不能小视。


广大特长生们一直在“利“的原则指导下,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审美体验的深刻性、高雅性谈不上,艺术的信念和信仰谈不上,和艺术融合,不断建构自我精神境界的动力就更谈不上了。在他们眼里,特长仅是谋利的工具,炫耀的资本,或者将来就业的砝码。循此发展,不断培植更多的“后艺术特长”,为进一步的追名逐利保驾护航,人的价值还能真正确立吗?需要什么学什么,什么有用、什么有利学什么,人格的境界又怎能高远、博大?古人对“全生之道”(克制欲念,使其处于适度、中和的状态)和“亏生之道”(屈从、放纵欲念)非常谨慎,极力追求“以德养生”,我们的特长生对此完全弃之不顾,疯狂地钻进“以利强生”的怪圈,执着地奔跑在满足物质需求的跑道上,自我价值的实现尚且需要打个问号,又遑论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


庸俗人格必然带来艺术的肤浅和世俗。无数艺术大师的精神历程告诉我们,要想在艺术上有所作为,一定要超越功利和实用,进入“人艺合一”的境界。将艺术当做获取名利,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必然遭到艺术的唾弃,是很难登堂入室的。就像阿凡达胯下凶猛的斑溪兽,还有后来的纳威人的图腾“魅影”,如果不和它们进行心灵的沟通与融合,以自己勇毅、真诚的人格去敬重它们,呵护他们,休想和他们一起笑傲云天!因此,即使考生们荣幸地成为特长生,在艺体方面胜过他人,充其量也只能是匠,而不是师,甚至连匠也不够格儿。他们展示的仅是艺术和体育的皮相,无法演绎真正的魅力,真正的精神!


英文中有个单词叫Prizefighter,是由奖品prize和斗士fighter组合而成的,意思是职业拳击手,尤指古时赤手拳击手。事实正是这样,比如两百多年前的英格兰,为了奖品或奖金而肉搏,伤残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直到一位叫昆斯伯里(Queensberry)的侯爵为之制定了一套规则后,拳击才从野蛮的屠戮走向了文明的竞技。何以超越?正是因为有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精神的守望,对金钱的超越。特长生的选拔与招生不也应该从中获得启迪吗?不能眺望远方,追求更高的生命意义,特长只能是暂时的特长,无法延展为永恒的优秀。


朝大的方面说,特长生中“以利相交”的“潜规则”还浊化了社会风气。相对于艺术考生来说,艺体特长生虽然仅是一小部分,但是自下而上的利益追求必然牵动社会的神经,造成腐蚀性的影响。目前,特长生招生中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的现象,如请枪手代写文章去报刊发表(特长生招生中要求有一定量的文章在CN刊物上发表),借请评委老师辅导之名,明目张胆地向对方塞红包,还有找关系、托门路结交高校负责招收特长生的领导,已经逐渐蔓延成一种社会习惯,一种集体无意识。像钱钟书、沈从文当年那样不凭任何关系,纯粹靠一己之特长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或任教的幸运,如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如此,考试的公平性何在?艺术、体育精神尊严的严肃性、神圣性又何在?选拔特长生,除了进行一定的知识、能力考核,可否将素养的考核也一并纳入进来?目前的考核仅限于高校,能否将考生的自评、同学的评议、学校的荐评也统摄进来——我国古代不是也有民间性质的“清议”,地方官员的“察举”么?不仅可以增强考查的公平性,还可以同时见证该生教育环境中的诚信度,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说并非否定特长生招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而是拷问在现有的机制下,如何让特长生的选拔与培养,更合情合理,更科学公正,从而形成一种更加健康的社会心理,更加高尚的价值取向。如果哪一天,提起特长生,人们满怀欣羡的口气夸他们名实相副,所有的人都以特长生为荣,特长生的招生范围再逐渐向文学特长生、科技特长生、棋类特长生等方向八面开花,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出现一些特有分量的体育明星、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那么,特长生肯定是进入令人欢欣鼓舞的常态了!


(注: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2010年第6期。)

那些人,那些事儿

以此篇献给我生命中的——


 


那些人,那些事儿


汲安庆


二十一年的从教经历,基本上没有什么物质积蓄,倒是浪得了不少雅号:“才子”、“大文人”、“纯净水”、“拼命三郎”、“学者型教师”……其中,最让我感动,最让我自豪,且一直美滋滋地偷着强化的是“纯净水”之名。


这是拜一位政治系出身的仁兄所赐。该兄通过自考曾获得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本科文凭,英语说得一级棒,喝酒喝得特级凶,讲课讲得超级牛,骂官骂得无极狠。虽然终究没有大红大紫,但在我眼中,他俨然是这个阉宦性格日趋严重的时代中的一位真正猛人,我成了他不折不扣的粉丝。逢他说话,我总是屏息凝视,生怕遗漏一点一滴的精华。只不过和那些“闷骚型”的主儿一样,我对他的钦敬是隐形的,已经去别的城市闯荡的他或许从未觉察到这一点吧。


老兄一语道破了我精神上自娱、自足的特点!二十多年的只知读书、写作的“白痴”般生活,在不少人眼里或许是可笑,可怜,可叹,甚至可悲的,但是他却看到了一种远离俗世的纯净之色,着实让我受宠若惊。纯净不纯净我不敢说,但是我确实存在一个悉心呵护、独立自足的精神空间,那里面有我的白日梦,和笔下世界融为一体的沉醉,倾听各类智者深情言说的痴迷,还有与“以道义相交”朋友的争论、探讨、倾诉、勉励而不断丰盈的快乐。从来不曾觉得单调、乏味过,哪怕是因颈椎、腰椎、尾椎一起酸痛,迫不得已躺在硬板床上像个半身不遂的病人的那段日子里,我也是觉得生活如蜜,内心深处不断回荡“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之类的雄豪之歌的。


这种脾性的养成,多亏了三位老师。



严格地讲,老人不是教师,而是赋闲的画家。他阴差阳错地为我们上了一节音乐课,且是唯一的一节,仅是因为他那既教语文又教音乐的儿子病倒了,他临时做了一回替补队员。


那时的音乐课,实在应该叫唱歌课。一成不变的格局是:老师挑出课本中他会唱的歌曲,一句一句地教唱,然后是整首连唱,再抽查唱、集体唱。至于唱得是生还是熟,开心不开心,都不重要。因为下课铃一响,大家都会带着各自完成任务的欣慰走出教室。倘若碰到音乐禀赋高的学生,老师可以在教唱不久后直接任命她为领唱。没有,则可以放羊,学生练唱也罢,看书也罢,做作业也罢,都可以,只要不捣乱。老师则可以像个监工一样在教室里威严地来回巡视,或者在讲台上自由地看看书,改改作业什么的。有些粗放不羁者还趁机干过拔汗毛、掏耳屎,甚至放两个酣畅淋漓的响屁的活儿,惹得同学们像过节一样兴奋。


但是老人的到来,竟然使这种陈旧、俗套的模式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一头疏松而整齐的银发,一身褪了色却十分干净的中山装,一口和收音机里差不离儿又略带了点家乡音的普通话,那周身洋溢出的新鲜气、时尚劲儿让人感到,他仿佛就是化身人间的一位仙人!


偏偏巧巧,他教唱的正是黄梅戏《天仙配》中“天宫岁月太凄清”那段!


同学中的不少人跟着流动于各生产队之间的放映员将这部片子已经看了N遍,差不多可以将各个画面和人物的对白刻在脑子里了,但是对人物唱词的把握却是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所以老人的决定一下子显得魅力照人,更何况我们还不用学课本中那老土的歌曲了呢!


大家像精力弥满的幼兽,热情而虔诚地学唱着——


天宫岁月太凄清,


朝朝暮暮数行云。


大姐常说人间好,


男耕女织度光阴。


……


老人笑眯眯地夸我们唱得很认真,调子唱得也准,但是他同时也提醒我们:枯燥而孤独的天庭岁月,七仙女是不满意的。受天规所限,她没有办法,每天只能用数天上云彩的办法打发寂寞的日子。可是一想到大姐曾经提过的男耕女织的“人间”,她的心情立刻由阴转晴。


怎么表现这种忧乐心情的转化呢?老人随即做了示范。


那真的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场景了!


刚才还像爷爷一样和蔼的他,转瞬间便在眉宇、手势、行动中呈现了一位由凄然走向欣悦的七仙女形象!只差没有像神仙一样化身为七仙女,可是那神情、语气、动作已经将我们心目中的七仙女形象纤毫不漏地展示了出来!没有掌声,生怕任何一点响动都会损毁眼前的神奇;没有言语,生怕任何一丝气息都会冲淡心中的欣悦!我天生不是唱歌的料儿,很多流行歌曲都唱不全,唯独这段曲词现在还能一气呵成地唱到底!我天生记性烂,很多事情隔天便会忘得一干二净,唯独这个场景,历经30年,依然历历在目。我甚至到如今仍偏执地认为老人是我遇到的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任何语言,任何理论,还有我的钝笔,对于老人的出色表演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那一节课,平日里心猿意马,吊儿郎当的我们犹如朝圣的信徒,已经不知道讲闲话、开小差为何物,随着老人声情并茂的演唱,精微、精到的讲解,我们完全进入七仙女的心理世界,和她一起凄苦,一起快乐了。与此同时,对等级森严,粗暴扼杀董永和七仙女美好爱情的天规也更仇恨了。尽管已经下课,但是没有一个人急着冲出教室,大概是还没缓过神来吧。


不知怎么的,那一节课后,我经常感到灵魂中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拽着我进入想象的天空,并且由昔日一个劲地关注“小人书”的情节,开始顺带揣摩起人物的内心世界了!以至于一个假日在《封神榜》的世界里沉迷太深,忘记自己放鸭子的使命,导致村里人吃罢晚饭很久了,我和父亲才疲惫不堪地寻到它们,为此挨了父亲一顿暴风骤雨般的鞋底,屁股过了一个月左右才消肿。


那节充满磁力的课诞生于1979年,我读小学四年级,那位极具魔力的老人叫贝超。相对于大队里其他两位插队落户者:一位已经疯掉,一位已经彻底农民化,贝超老师似乎具有了一种享受生活的超能力,生活也许扣给他很多的心酸、屈辱、不公和仇恨,但是这些却都被他酿成了醇厚的诗意和温暖的人间情怀。


他传递给我们的永远都是生命的早春气息!



1985年,我在众村民羡慕的目光里考入了师范,由此揭开了所在村“跃农门”的第一页。也正是在那一年,我有幸遇到了另一位魔力型人物——朱德慈。


朱德慈老师是下半学期教我们《文选》的,先前教体育班。当时的体育班有点像现在的90后,谈到玩、打架,他们会内行得出神入化,可是谈到学习,他们不但不乐意,甚至还能跟你拼命,仿佛你是在教他吸白粉似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在某种程度上得装孙子,或装聋作哑,很能免费体验一下“苦其心志”的精髓!


但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朱德慈。起先我们还以为是一位五大三粗的角色,没曾想竟是一位特别清瘦的先生,颇像朱自清,也戴着圆圆大大的金丝边眼镜,只是身材要高出一些。那群“亡命之徒”的评价是“这主儿很厉害”。


带着这样的“前理解”去听课,自然是认真、好奇、惊惧,甚至挑剔的。但是老师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微妙的心理气象,“读一读”没有出声,“说一说”也无人应答后,他才红了一下脸,开始“自说自话”。具体的内容现在已经无法记清了,总之是为他心目中很有见地,却又羞于表达的我们找了几句特别儒雅的借口,接着便开始转入对他意想中的我们的疑惑点、好奇点开始津津有味地解析。也怪,听他的课,我们真的不知不觉地就转化为他意想中的那群人了,跟着他一起或惊奇,或品评,或赞赏,或欢呼,为不断出现的“问题风景”。时而进入书中世界,时而回到现实世界,内心深处的自信、充实、快乐悄然地膨胀起来,那感觉应该和《笑傲江湖》中的任我行用“吸星大法”吸纳别人的内功差不多吧!什么挑剔,什么敌意,早融化得没有一丝踪迹了!


不过有的课,老师又很会藏匿自己的情感触角,只是乐此不疲地展现别人的“情感示意图”,这便让我们常常有接连走进新鲜胜景的喜悦。别的老师经常喊的“能力训练”、“素质教育”,他压根儿提都没提过!


记得一次讲到儿歌创作,每谈一种创作理念,他总不忘引出好几个例子。有的温柔乖巧,有的稚气可爱,有的淘气十足,有的想落天外。其中还有一首写到小家伙尿床的,说自己“画了一朵大荷花”,可把大家乐坏了!我小时候也有尿床的经历,好像到五年级时还会犯,搞得自己一直很自卑。没想到听完老师的朗读,这种自卑感一下子就转化成了浪漫的回忆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异常陌生的儿歌创作,我竟然没有丝毫的胆怯和漠然,反而自信十足,兴味盎然地一下子写出了好多!


可是,善说的老师一离开讲台,便成了一位十足的谦卑听者。每逢同学们眉飞色舞地谈起各种见闻或见解时,他总是微笑着凝神倾听,间或冒出一句口头禅“是吗”,或者“不错嘛”,搞得说话的同学很有成就感,“讲兴”更浓了!


市里举办影评征文,我对电影《红高粱》中“月亮”这个意象的文化内涵很感兴趣,便写了一篇文章投过去,每料到竟获了个二等奖,这个奖项当时总共才两名,一等奖被市里的一位成人作家夺得。我忙不迭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了老师,他的眼里顿时现出惊奇的神色:“是吗?”接着连续感叹了两声:“嗯,不错,不错!”后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他很有弹性地笑了笑,说:“不错嘛!”听完我的絮叨,立刻又坚定地补了一句:“领奖的那天,我送你去!”


于是,一个没有阳光的午后,古老的淮安城石板路上,出现了一位戴着大大圆圆的金丝边眼镜,骑着一辆陈旧得发出“咔里喀嚓”响声的自行车的瘦弱书生,摇摇晃晃的后座上还挤坐着一位黝黑而健壮的肥仔。那肥仔几次三番地跳下车来要求换骑,都被瘦书生摇头拒绝了。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洪泽教书,老师则不久便被调到了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一次去市里学习,我顺便去了他家。那是一套学校提供的平房,两室一厨,很简陋,里面的摆设似乎用了很多年,泛着手摩的光泽,紫红的办公桌上竖着码满了砖头一样的书,浅蓝色的小台灯前,放着一本摊开的很笨重的英语大辞典,还有一本比杂志要厚好多倍的英文书,也可能是习题集吧!社会上,高校老师四处兼课,或直接去商海弄潮的“时尚”与“精明”,在他身上好像找不到一点影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气息,在他那里更是感觉不到!


“你在查单词?”我问。


“没有,”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在背单词。”


“什么?”我不由吃了一惊,“这么多,你能记得住吗!”


“没事的,打个折,或者再打几个折中折,我也赚了。”老师显得很有把握。


我却一下子犯晕了!没想到课堂上妙语如珠的他竟然会用上如此稚拙的学法,更没想到如此稚拙的方法,竟也能不断催生出令人叫绝的智慧与能力!三十才出头的他,不仅可以写出格律谨严的诗词,而且成了《西游记》研究方面的显要人物了!收录4万词汇量的袖珍型英语词典,我也背过,可是才背了十几页,就一个单词也看不进去了。老师吃得进去,那得需要怎样笃定的意志,怎样充沛的激情啊!


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老师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他已顺利地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方向的博士了。


三年后的一天,我从网上得知:老师已在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出版学术著作《近代词人考录》、《近代词人行年考》等


于是明白:瘦弱的躯体、刚拙的个性、浪漫的情怀、严谨的理性、质朴的积淀,还有灵动的智慧,他们之间,并非誓不两立!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我每天都能感觉到生命拔节的声音。那琳琅满目的学术前沿讲座,以及和海内外学术精英们的零距离对话,令人做梦都会大呼“过瘾”。


在令我上瘾的老师中,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马以鑫可以算得上是很有特色的一位了。


老师是上海人,也戴着眼镜,皮肤白白净净的,很儒雅的学者模样,但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有下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经历,干过粗活,喝过烈酒,南方的细腻与北方的豪气,他全占了!


老师教《现当代文学鉴赏》,上课从来不带教材,相关资料也不带。


3个多小时的课,他通常会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安排两个学生“执教”——主讲西方各种文艺理论,且要运用这种理论解读现当代文学作品,后半部分他唱独角戏。这样,一节课下来就相当于3个小型的专题讲座了。一开始大家很是惊惶,觉得那绝对是一块令人恐怖的“硬骨头”,根本无法下口,所以聚集起来,纷纷提出抗议。马老师很是惊讶:“会有那么难吗?一周的准备时间,足够了!再说,这对你们将来写论文或者教学也是很有用的啊!”


走投无路的我们只好按他分配的专题,开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游万仞,图书馆、讲座礼堂,自习教室成了牢固的根据地。这样一番苦斗之后,人人竟都像修成了正果似的,走上讲台,议论风发,好不潇洒。蒙田说:学习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老师以他的“顽固”竟然使我们统一了二者,这让大家欣喜不已。


不过,最潇洒的依然是老师。那洒脱飘逸的行书带着他的灵思妙悟,不一会儿就布满了黑板。擦去、再生、擦去、再生,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似的!不管是重要数据的出示,还是相关资料的征引,他都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碰到平时较少见到的材料,比如毛泽东写给丁玲的《临江仙》,鲁迅反对郁达夫迁居杭州的《钱王登假仍如在》,他会笔走龙蛇,迅速记下,绝不会有片刻的卡壳现象!


老师的课以自己的见解为骨架,以生动的史料和多彩的生活为血肉,谈笑之间便建立了一个与“他者”相融的世界,仿佛那些文坛俊杰们和他是交游甚久的老相识似的。在刘纳欧“眼睛听到了嘈杂”的叙述里,他感到“压抑太厉害了”的逼仄!从《孔乙己》中的14个“笑”中,他指出“那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对狂人“直接杀了,他们不敢,要逼我自戕”的独白,他断言“这也是世人潜意识的浮出水面”……因为精短、通俗、形象,加上他一以贯之的谈话风,所以让人觉得做学问并非高不可攀,而是像居家过日子,只要愿意悉心打理,其实是很实在、很有味,且情趣盎然的。


受他影响,我曾屁股不挪窝地花了半天时间,写就一篇近7000字的论述《狂人日记》中黑夜意象的文章,完稿后飞速打印出来,然后一路小跑着到办公室请他提意见。


 “你打算投到哪里?” 看完后,他沉默良久才问我。


我兴冲冲地说:“投到《名作欣赏》。”


当时,同学之间在传阅《名作欣赏》,我也曾订阅过这本杂志,所以觉得能在那上面发表简直就是一种学术权威的象征。


老师说:“如果那边不发表,你告诉我一声。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从这个角度研究《狂人日记》的。”


多么珍贵的一句话点评啊,我却感到了莫大的荣誉!不知别的同学怎么想,在我眼里,平时谈笑风生的老师,其实有渗入骨髓的严肃,甚至苛刻。比如一次上课前,他竟然破天荒地板着脸清点了一下人数——兴许那天一位睡觉过了头的同学没有到位,十几个人的小教室露出了不协调的马脚吧!尽管他当时也只是好像顺口问了一下原因,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迟到,但是那股威严的冷气还是让我触之可及。期末写论文,一位同学引用太多,他毫不留情地判了一个低分。从其他老师的嘴里,我也能感受到他平和之中的傲骨。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肯定,我的心情真的像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描述的那样——


我将保护和疼爱


你的身体


就像一个在战争中残废了的,


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爱护着


他惟一的腿


两个多月后的一次同学聚餐,大家把马老师也拉去了。席间,他再次问及我那篇文章的下落,我很是自豪地说:“已经收到用稿通知了。”


大家顿时一片惊呼,各种赞美的话语像缤纷的彩带一样向我飞过来。在这片有失夸张的喧哗中,老师显得格外沉静,他似乎只是轻点了一下头:“这是单篇论文,以后可以朝综合论文方向发展的。”


我像一个失明的人突然恢复视力一样,眼前一片明亮!从单篇研究走向多篇研究,不仅对宏观驾驭的能力要求更高,而且对微观透析也无形中提高了难度,因为很多独特的感悟正是建立在众多相互联系的细节之上的,这庶几可以说是研究的一种更高境界!联想老师简历中主列论著,论文仅是一带而过的现象,我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是多么虚荣,多么浅薄,多么浮躁啊!


打那以后,我委实冷静了许多。遇到不管怎样晦涩、怎样艰深的著作,我也能静静“蚕食”,耐心“反刍”了。于是,那种膨胀的快感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的老师已经退休在家,但是对他的严肃和苛刻,我反而更加怀念了……


 


(注:本文发表于江西《教师博览》(原创版)2010年第1期。)


 

名师,一种虚化的情感


名师,一种虚化的情感


汲安庆


将名师和虚化的情感联系起来,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一个智慧再超凡,能力再超高,毅力再超坚,责任再超强的名师,如果不能虚化为一种情感,融入别人的生命,永远都只能是作为一个冰冷的异己而存在。


但是这种情感又不是仰之弥高,令人敬而远之的那种。那是洗尽人生浮华后所形成的一种自然、亲切和平易,就像和挚友一起品茗、聊天,或者听一位智慧的长辈娓娓叙说,仿佛稍一用力,你也可以拥有类似的能量似的。这类名师颇像现在网络上盛赞的“37度男”,平凡而不平庸,低调而不颓废,体贴温柔,洁净温暖……如果以花为喻,我觉得他们是清晨绽放的栀子花,朴素而淡雅,清芬而蓬勃。


在华东师大读研,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曾和我们聊过学术上的“票友主义”。白发苍苍的他竟然喜欢看少儿类书籍!从中他知道了会流泪的大象,利用汽车压碎干果的乌鸦。兴致所至,他能像个小伙子一样通宵阅读,或者一天写上一万字左右的论文。即使是下放农村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农活,他也不会忘记到水井边冲洗一番,然后换上干净的粗布衣服,到田埂上看看落日、小草,背背普希金的诗歌。被人发现,禁止背诵,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从不中断。


老师的“玩心”和梁启超信奉的“苦乐在心不在事”在本质上一致的,但是老师的颖悟显然更具化入骨髓的亲和力与魔力!考研之前,一位颇负盛名的大学教授曾给我泼过冷水:“在大学教书,不是你想象得那么浪漫、自由,有的人甚至可以说生不如死!而且你眼下的写作,和在大学里做学问,根本是两回事!”我当时虽然没有被吓倒,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写作和将来的做学问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做学问苦”毕竟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前理解”,加上读研后,很多“战友”放弃考博的打算——他们觉得考上不是问题,但是能否毕业得打个问号——毕竟,博士论文不是说写就能写出的。这便很让人扫兴,也很惊恐。但是,老师的一番话一下子让我走出了这种语言的阴影。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化用他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也能跻身权威的学术刊物进行一番自由言说的时候,心中洋溢的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亲切、平易和快乐!更为可贵的是,老师的“票友主义”还深深植根了我的生活。苦难而屈辱的生活都能被他轻松地酿制出诗情和幸福来,我们生活中的那点所谓的苦累、不平、辛酸,又算得了什么呢!


遗憾的是这种淡雅、亲切和平易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应的。今年暑期,《语文学习》编辑部邀请于漪老师在暑期为老师们开列一个书目,老人推荐了4本书:《中国哲学简史》、《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中国文学概论》和《古文观止新编》。网民们立刻对之嗤之以鼻,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于漪老师会推荐如此“老土”的书目。虽然他们没有另列“时髦”书目,但是老人从一生的教学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深切感悟:“一个好的语老师,不仅应当是语言的传承者,也应是思想的传播者。课上得好,首先要有思想,至少有想法。”他们无疑隔膜得很。大平易后的大深邃,他们连味儿还没咂摸出来,便使着性子开始拒绝,甚至攻击了。也许,对怀特海说的“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忘记了考试应背的细节,剩下的东西才有价值”,还有鲁迅曾提倡的诗学观点: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他们也会一概地以为简单、荒谬,不可理喻吧!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火气很旺的人对慢性的食疗,中医理疗或许不以为然,但是时间总会证明一切。更何况,受到诅咒和祝福从来就是荣誉的两种美好的形式!


不过,这种虚化的情感有时又是混合着睿智、赤诚、勇毅等个性特征,体现出坚韧、豪雄、洒脱的风神的!


“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就要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这是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的一句很不起眼的话语,但是到了于永正老师那里,立刻成了统摄全篇四个故事的“情眼”,形成了课堂教学复沓式结构的重要脉络,也成了于老师和孩子们一唱三叹的情感旋律。


无独有偶,上海曹杨二中的特级教师王伟娟在执教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草莓》一文时,从“变化”一词切入,用“课文写了哪些变化”,“作者是怎样体验这些变化的”,“你是怎样看待变化的”这三个话题,引领学生优游涵咏,上下求索,巧妙地将自我、学生和作者带进了一个令人意醉神迷的艺术空间。


只要有一点点换位思考的意识,便不难体悟到:在他们举重若轻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深情和辛劳!老师强调的是“琢磨”,老师追求的是“沉浸”,表述不同,却无一例外地都走进了“大巧若拙”的教学境界。因为是身临其境两位老师的课,所以我更能体验故事蜕变为智慧,人物虚化为情感的真味!老师和学生读到动情处不禁泪光盈盈,老师和学生交流到佳妙处不由笑逐颜开的画面,绝不可能是短期的练习所能达到的,那需要来自生命深处的对事业的认同,还有“不达卓越誓不休”的坚毅,包括以教学推动自我生命不断升华的自觉!


程红兵抛弃江西的优越境遇,独闯“上海滩”。在历尽艰辛,终于功成名就之后,又开始了刻苦攻读博士的征程。他的理由是感到知识老化,并毫不讳言“面对年轻的博士,我有压力”。李镇西每天都要落实“五个一工程”:上好一堂语文课,找一个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读书不少于一万字,写一篇教育日记。常人避之惟恐不及“麻烦”、“磨难”,他却视作生命的“需要”,乐此不疲。


每念于此,总觉得他们是一簇跳荡不居的火焰。对冷漠的心,他们送来的是温暖;对黑暗的心,他们送来的是光明;对衰竭的心,他们送来的是能量;对厌世的心,他们送来的是激情!可是,一个内心没有太阳的人又怎能完成这个貌似简易实则艰巨的伟任呢!


这是让人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的情感。琐碎繁杂,周而复始的生活,在他们心中不是左手握右手的麻木,而是不断翻新的魔术。每当我疲倦于似乎一成不变的生活时,想到他们,总会心头一热,年轻时的血性立刻回到身上。没有政府的各种花花绿绿的荣誉证书,没有校领导给予的这样那样的物质奖励,也能做到安之若素了。在现实与理想的世界中行走,我更在意远方目光的凝望,这同样得益于他们。


一位朋友曾将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归因于“缺乏大信仰”,理由是没有大信仰,便没有大悲愤,大欢乐,而这恰恰是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我深以为然,并坚信:真正的名师同样是需要有大信仰的!那种虚化后的情感正是大信仰浸润后的笃定、空灵、博大、深邃的情感!


这方面,不论是已经如日中天的“显在名师”,还是我们身边已经崭露头角,却没有被主流媒体关注的“潜在名师”,应该说都有了一定的趋势或苗头,有的甚至已经渐入佳境。


有很多人问李镇西:你参加工作之初,想过今天会成为教育名人吗?


李镇西坦言:“我真不认为我今天就成了什么‘教育名人’了,但一晃25年过去,在旁人眼里,我的确也算‘硕果累累’了:‘头衔’一大堆,著作十多本。但要问我25年前我想过这些没有,我还真说不清楚。仿佛是刻意追求(我一直把学生的满意当作我工作的目标),又仿佛是无意之间(的确没有想过要去争名夺利),也许是‘有意栽花’,也许是‘无心插柳’,总之,和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相比,现在的我的确有一些当初想都不敢想的成绩。”


华东师大马龙生教授的《光场时频域精密控制与超灵敏激光光谱研究》一文被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次引用,因此和那些科学界的巨擘们交流甚多。老师说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得什么诺贝尔奖,他们用心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好,如何让身心愉悦。这种淡泊名利的想法和李镇西老师的“无心插柳”属于异喉同曲,显然是大信念支撑下的一种常态的心境!


李镇西老师多次和学生说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谈苏东坡对待人生进退得失利的禅心,聊张中行的信条:一切都无所谓,这是外貌;骨子里却是有着坚实的壁垒,因而任何外力才攻不破,这是心境的彻底安然,所以可以算作最高的禅悦。还有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心灵告白“只问攀登不问高”,无一不体现了他内心追求的一致与谐和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情不自禁地浮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上课的情形:身材矮小,且拄着拐杖的老人,一上起课来,立刻容光焕发,宛如神人!那种纵论历史与现实所表现的睿智与深刻,还有敢于坦陈自我的激情与锐气,甚至那像浪花般翻腾的天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种专业的研究生们,其间更不乏同样白发苍苍,也拄着拐杖的老人!他们像小学生一样早早来到120多人的大教室里找个前排座位坐下,然后静静等待,再虔诚听讲的神情,让我一想起来就有流泪的冲动。老师做到这个境界,又岂是一个“享受”所能了得!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韩军似乎是个另类。


这位曾经在千百名选手中“左冲右突”,获得山东经济广播电台主持人资格的“斗牛”,被学校强行 “按”在教育的槽上“吃草”、“下奶”后,铁定是永远与热情、笃定、忠诚无缘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转型为一头“孺子牛”, “为这个职业而努力,为孩子们付出,踏踏实实,卖力苦干,心无旁骛”了!不仅如此,他还练就了一双历史的宏大的“眼睛”,将目光移向《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史》、《西文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语文教育学科以外的杂志和书籍上,意欲借助哲学界的思想资源,使语文教育理论要走出迷途,走向深刻。


可以设想,说服自我,抛弃挚爱,死心塌地,且心悦诚服地、雄心勃勃地投入一个自己相对并不特别喜爱的事业,如果没有一种神圣的信念指引,实现这样的惊天逆转,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


我曾将名师的出名归因于社会的认同,其间甚至不乏一定的厚黑学的运用,以及天然“靠山”或者“后发靠山”们提供的各种机遇,名声趁势而上,人格却日渐萎缩,但是面对文中的他们,还有一大批为崇高的教育信念默默思索,汲汲实践,深受学生、家长、同行认可的老师们,我内心拥有的只是无言的崇敬。他们更像一本渊博而平易的大书,执着而亲切地为你输送着各种丰富的精神营养。他们是独特的“这一个”,却又代表着一个不懈进取的时代!


不知怎么的,我本人一直不太喜欢张爱玲,觉得她太冷,太灰,太硬、太暗,没有一点温柔、婉约、娇媚的女人味,但是很感动于她对胡兰成说过的一句话:“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内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种情怀这很契合我心目中的名师对事业所持的那份情感。他们都是凡人一族,但又都是响当当的凡人!说他们“凡”,是因为他们脚立在了滋养他们不息生长的教育大地上;说他们“响当当”,则是因为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且迈开了笃定而飘逸的步伐……


(注: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2010年第12期。)


 


 

教育之“靓”在于发现

教育之“靓”在于发现


汲安庆



“咱们班有3个男生没有主动上交手机。”生活老师不无忧虑地说。


我的心不由一紧。那几位成绩差得让人吐血,倘若在这个节骨眼上将手机藏在身上,见缝插针地上网,中考准彻底泡汤。生活老师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毕业于省内一所综合性大学,从事生管工作也有五年,似乎还没有这样愁过。他向我委婉求援,显然是较量失败后的无奈之举。


我安慰他不要着急,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方法来自于评讲试卷,其中一题考到了用事例引出论题或论点的技巧,我让他们即席演讲,活学活用。问题的抛出使得这帮家伙的思维迅速跑动起来,教室里出奇地安静。因为他们一时发懵,我便降低难度,将生活老师跟我反映的事情说给他们听,并让他们发表观点,他们立刻活跃起来。


“这是控制力差的表现。受游戏或者QQ聊天的诱惑,他们陷得太深,所以不想上交手机了。”


“这是不尊重规则的表现。学校严禁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他们带来了,老师没有像别的学校一样,将他们手机扔进水里,他们得寸进尺,也是不懂感恩的表现。”


“这也是不孝的表现。父母在外面流汗,甚至流血、流泪地拼命挣钱,不是让我们来玩乐,而是希望我们刻苦学习!”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我发现那3位男生有点局促不安了。


“可是,我倒觉得他们也很可怜。”在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后,我终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喧闹的教室立刻静了下来,38双目光明晃晃地射向了我。那3位男生更是满脸的困惑。


“其实用手机上网,和自习课与别人讲闲话,讲废话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恐惧孤独的表现。为了摆脱孤独,他们发疯似的上,发疯似的讲,可是越上越孤独,越讲越孤独,这种恶性的对抗越强烈,人的孤独感就越强,麻木感就越深,冷漠感就越重。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同学们睁大了眼睛,而那3位则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可是孤独又有什么不好呢?孤独的时候,灵魂的眼睛、想象的眼睛全部洞开,不仅可以顺利消化所学的知识,还能进入一个超验的世界,看到精神深处另一个更优秀的自我,更饱满的自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摆脱手机、游戏机或者他人的控制,让自己多听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呢?”我很真诚地说。


学生给我以热烈的掌声,那3位也跟着鼓了。


晚上,生活老师欣喜地给我电话:“他们全部将手机交给我保管了!”



最近,教室纸屑成为最令我头痛的问题。


傍晚才打扫干净的教室,晚自习的时候,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白色垃圾,像呕吐物,非常刺眼。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口杯架都会成为他们的垃圾桶。男的丢,女的也丢;调皮的丢,文静的也丢。鲁迅遭遇过进化论的轰毁,我同样经历了。这些孩子,身材越来越像成人,很多人已经比我高了,思想却越来越幼稚化,庸俗化。先后让两个有威信的班干部负责此事,依然无济于事。他们在的时候还好,不在,教室立刻故态复萌。


下午第一节课前,我去教室巡视,在埋头背诵课文的男生小Q的座位旁,我又捡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到——


你编一个借口,去安庆那里把PSP给我要回来。安庆曾经说过: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活剐了他的希望。你如果要不回来,别把我逼急了,也活剐了你的希望!!!


我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们将废纸传书当做了游戏;笑的是,他们竟然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碍于上课老师已经进教室,我只好决定晚上处理此事。


PSP是上午小Q在课上偷玩被我没收的,他课后找我要,我说你背完九下的文言课文再来找我,别想不劳而获。他在背诵,别人传给他的纸条,他是没有觉察,还是看后又折叠好,扔在地上的已经不得而知。


晚自习,我将纸上的内容全文照念,学生笑得前俯后仰,小Q也笑了,有点羞涩,但好像又很甜蜜。


我问他是否可以透露一下要活剐他希望的“恐吓者”,他抓耳挠腮,显得更加不好意思了。一位只知享乐,把父母气得不想和他见面的人也会如此害羞,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笑着替他伸冤:小Q是来找我要过,但不是找借口。虽然恐吓者对我很友善,亲切地称我“安庆”;还很敬重,把我的话当做名言记忆了,但我还是不得不痛苦地指出:这种境界太低。靠骗,靠恐吓,很难成就人生的大格局啊!


大家笑得更欢了,有的皱着眉,似乎在猜测谁是“恐吓者”;有的则眉目含笑,似乎是真相的洞悉者,但忍不住还是撑长了脖子倾听。


“还有就是这种托纸言志的方式,和鸿雁传书一样,应该是隐蔽的,私密的,这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也是对自我智慧的确证。倘若以此为乐,想在公共场所展示,总让我会想起一种不雅的形象——”我故意打住了话头。


“什么?”


“什么呀?”


“老师,你快说啊!”


学生坐不住了,纷纷发问。


“有点像孔雀开屏,以为是在展示自己的美,却把红彤彤的屁眼一个劲亮给别人看。”我故作难为情状,说,“包括那位明明赤身裸体,却以为穿了世间最美丽衣服,一个劲地沿街大摆Pose的皇帝。”


教室里再次爆发出山崩地裂般的笑声,小Q笑得很夸张,竟然咳嗽起来,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的巧合。


但是打这以后,教室的地面确实很难再见到纸屑了!



一位同事像是炫耀,又像是很感动地说她班上有某某学生说爱她了,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在我看来,这种爱如果仅停留于一种习惯性的表达,而不是和具体的细节结合起来,且发自内心,那么这种教育不仅显得肤浅,而且显得虚伪。


但是她的话倒让我想起3年前一位叫吴丽娜的女生在军训结束,中场休息时,递给我一张纸巾的情形。不知怎的,我当时像个孩子一样被感动了,并到处诉说我的感动。在后来的生活中,丽娜也确实如军训中的形象:细腻、严谨,作业做得一丝不苟,背诵课文一篇不落。更让我感动的是她那双清澈而美丽的目光,使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将课讲得生动有趣,深入人心,简直是一种天大的罪过。


可是,令我震惊的是,学生反映:丽娜在小学完全是一个懒散、任性的人。丽娜私下和室中密友说:她如果不好好学,对不起汲老师。听得我这个四十岁的男人近乎热泪盈眶!没想到寻常的感激也会如此神奇地重塑一个人。


打那以后,我很喜欢传递自己的感动:感冒了,喉咙痛得讲话有些困难,班长苏鹏鹏下课后递给我一片草珊瑚含片,我在各种场合不断说及此事;蔡嘉鑫交作业双手呈递,宛如绅士,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四处表扬,结果带动了整整一个班的学生双手呈递作业;郭宁丽组卫生值日,次次合格,我一个劲表示感谢,说她们为班级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是团队精神体现的典范,搞得她们比以前更加卖力,而且还带动了其他小组的认真,使我几乎无为而治了!


但是,我也“骂人”。


物理老师向我反映:有4个学生没有按时交作业,我花了半节课大谈自尊自爱。旗帜鲜明地告诉全班学生:这不仅个人的耻辱,也是全班的耻辱。古人说“自助者,天助之”,可是我要说“自尊者,天尊之。一个不把自己的事情当事情,不把个人的尊严当尊严的人,又怎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不交作业的现象从此绝迹。


遗憾的是,近来忙于复习应考,疏忽了这种爱与恨的传递,学生偏科、迟到,时间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又有所抬头了。我还为学生停止输精神之液,就会旧病发作的劣根性而愤愤不平呢,没想到自己也病得不轻。同事的话或许没错:爱要不停地传达!哪怕仅停留于口头。


但是传递不是重复,而是发现。教育天然地喜欢弃旧逐新,人也一样。保持自身恒久而鲜活的靓丽,唯有不断学习,提供新鲜的东西。明白了这个道理,可能就会对教育的疑难杂症换个视角:不是学生太坏,而是自己太旧——思想旧、方法旧、成绩旧,还指望什么新的曙光降临呢?


发现很累,但绝对是教育之靓的不二法门!



(注:本文发表于《教师博览》原创版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