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写作为春

与写作为春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汲安庆

十六年前,因为生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憧憬,还有对家乡死水一潭的教育现状的厌恶,我胆气顿豪,只身南下。县教委责令返回的警告,我没予理睬;县政府昭告全县的声讨——称当时外出的十来名教师为“师德败坏者”,以后即使返乡,也“永不录用”,我嗤之以鼻;亲朋们的善意提醒——为什么将好端端的铁饭碗换成瓷饭碗?我还是没有悬崖勒马。

在恐吓和辱骂声中折回,算什么好汉呢?一样是为祖国的教育做事,好好干了,难道连块存身,或发展的地儿都没有?都说“你若盛开,蝶自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盛开呢?即使栽了,也是英雄式的栽嘛——毕竟很血性地活过!更何况,当时在外的薪水已超老家的三倍。这意味着:在外干一年等于在老家干三年,而一旦干满十年,等于在老家奋斗一辈子。倘若运气好,再坚持个十年,近乎活了他人双倍的人生!我再怎么窝囊,总不至于连十年都挺不过来吧?

有了这些滚烫的念想,我开始了一根筋式的“打拼生涯”。

但,事实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薪水开头几年尚好,但到了2003年的光景,开始显出疲软的迹象。倘若联系当地的消费水平,后来的优势也强不到哪里去。所以,熬十年的念头慢慢就成为明日黄花了。

好好干,我的确做到了。所呆的学校,起先是一家公办民助性质,后来投奔的纯属私立,都是运行机制快节奏、大密度、高强度的那种。学校的顶层设计者们惊人的一致,似乎生怕教师闲下来,会无所事事,误人子弟,所以在课程开列、作息安排、资料准备、活动设计、例会规划等各个环节都要搜肠刮肚,不遗余力地采用“密网捕捞”策略,尽可能不让任何“空闲之鱼”漏网。结果是老师如工蜂一般终日劳碌、挣扎,领导则像众神一样安闲地俯瞰众生。我是典型的工蜂,且竭力做到驴一样坚忍,狗一样忠诚,猫一样温顺,还暗暗发誓,卯足了劲要将每件事情做到极致,但痛苦、委屈、惶惑和挫败,依然如影随形。

仅以批改学生的作文为例。

每次作文,我都能记下各人的亮点或不足,在一周内结合课文、时事、课外读物,或单评,或综述,不显山,不露水地评完。亮点,指名道姓;不足,只点文例不点名。因为这种方式针对性强,又可相互比照,所以学生吸收很快,还听得乐此不疲,大有欲罢不能的架势,但因为呈现在学生作文本上的评语字数偏少,一直被领导视为批改不规范、不认真的典型,导致评优、表彰和工资晋级等好处多次与我失之交臂。

为了在平时的阅读教学中牧养、启悟学生细读、深读、妙读的智慧,无论文本解读,还是作文评点,我都尽量让学生先说,多说,使他们在行到水穷处时,再坐看我思维的云朵升起。这便让一些搭班老师和蹲点领导很不安。他们向我严正警告:“这种教法太耗时了!对初一、初二学生可以,但初三绝对不行!”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敲边鼓,甚至故意在别人面前,或集体会议上,将之当作笑话或花边新闻说,仿佛在谈论一个大傻。我只能苦笑:敢情自己苦心孤诣的追求,在别人眼里只不过是银样蜡枪头,甚至是坑人不浅的瞎折腾。

对学生的优秀之作,我会敦促他们及时输入电脑,并吸纳有价值的意见,精心加以雕琢、完善,由我点评后,再推往全国的各大刊物。这样做下来,作品不发表几乎不可能,以致全校其他班所有学生发表的作品总量,也没有我自己的学生多。孩子们因之读书更勤,思考更深,写作更欢了!这本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不知怎么的,竟成了侵占学生业余时间,沽名钓誉的行为。特别当一位学生在公开发表的作文中写到了所谓的学校“阴暗面”,被一些“爱校者”逮到,那种积压已久的怨愤一下子就爆发了。他们将孩子的作文当作受我指使,恶意攻击学校的“罪证”,直接送呈校长,称这是典型的“白眼狼行径”,“端起碗来吃肉,扔掉筷子骂娘”,“学校每年所花的几百万元广告费,被这篇文章一下子就给毁了”,并叫嚣:“不严惩,就没法给全校师生一个交代!”让我活脱脱地隔空重温了一下文革时代的荒寒。

我的写作正是伴随着如许的风雨生长起来的!

兴许“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吧,随着被误解、冷落、打击次数的增多,原先盘亘于怀的拿高薪,站稳脚的欲望反而日渐寡淡、模糊,甚至麻木起来。看到身边的一些老师不择手段,不计尊严地竞逐,反而会觉得他们很可怜。但自我的意识分明日渐强烈、锐化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昔日的浅薄与荒唐。倘若人或制度出了问题,你再怎么坚忍、忠诚、温顺地为之卖命,都是徒劳的。把一生的安全与幸福交给某个领导或某所学校,无异于让人绑架了你的人生。“他引”的生活很有必要,但不是唯一,真正需要的是健康、有力的“自引”。也只有这种自引,才会使人真正地走向自立、自强和自信。对我来说,这种自引就是读书与写作。尤其是写作,不仅可以推动读书,深化思考,使所做的事情真正走向精致、高效和个性,而且还可以慰藉、净化、充实寂寞的灵魂,进而建构一个比现实自我更真实、更灵动、更饱满的自我。

现在想来,我是很庆幸最艰难的时刻与写作为伍的。在别人眼里的枯燥无聊、劳神伤身、几乎无利可图的写作,在我却是那样的丰满多姿,兴味无穷。因为写作,我有了与理想读者穿越时空,赤诚地交流的温暖;因为写作,我可以敏捷地摆脱愚昧、狂妄、浅薄、庸俗杂音的袭扰,去谛听真正智慧、芬芳、深刻、神圣的声音。因为写作,我得以更集约、更坚韧,更诗意地生活,并能时时享受精神生命拔节的欢愉。看似与身边人一模一样,其实比他们活得更多,活得更新,活得更美。《名师,一种虚化的情感》《那些人,那些事》《高贵的相逢》等一系列给自我心灵补充给养的文章,还有《竞争,可以再生如神明》《“我”是我的天堂》等一系列对教育本质深度追问的文章,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诞生的。

一位女同事笑称我是“纯净水”,带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褒扬,我倍感自豪。网上检索资料,意外发现自己的好多文章被转载、点评、争鸣,浙江的陈治勇、山西的苗满红、四川的李自新、云南的李云东、河南的一米阳光、安徽的北邙秋风、广西的梅园……从他们温热而真诚的赞许中,我一下子有了“吾道不孤”的踏实和欣悦。在恶性竞争的环境下生存,因了写作的救赎,灵魂不但没有被毒害、扭曲,反而如荷花一般清芬四溢,这是何等的幸运!鲁迅对瞿秋白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作为一介草根,能得到这么多知己的凝望,肯定,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我的写作有点儿驳杂,但追求学殖深醇,牧养言语生命的指向,是愈写俞明的。

还在做小学语文老师的时候,我便自费订阅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报》《名作欣赏》《语文月刊》等多种刊物。前三种是从考研的朋友那里知道的,说看了就会站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我立马起了神圣、崇高的感觉,觉得自己是教语文的,理当对中国文学的前沿研究也有所了解,于是欣喜若狂地就订阅了。结果到手一翻,才知道什么叫“前沿”——实在是太深了,仅读一、两段就犯晕。但苦于血汗钱已花,不忍白白浪费,决定还是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路啃下去。后三者是在读师范时,从图书馆里就认识的,所以看起来相对轻松。

这种读刊取向,在当时就引起过骚动。

“吆,想做老学究啊!”

“要自绝于世,抛弃我们咋的?”

“真不是人啊!来自火星的吧?”

……

不论何时、何地,一经被发现,同事们总会打趣几句。

他们的惊异反倒让我更不好意思中断了。于是,连假装带动真格地“耕读”了起来。

这一读,最终还是读出了点儿效益的!

我本驽钝,自觉与金庸笔下的郭靖颇为相类,唯一提得上手的就是勤奋。也正因为勤读不辍,平时的课堂教学,关键时刻的教学比赛,还能爆爆冷门,加上当时在《淮阴日报》《江苏教育报》《深圳特区文学》《舞蹈》等刊物陆陆续续地发了一些稿子,竟给周围人一种富有灵气,才华横溢的假象。何以如此?我后来慢慢想通了。费尔巴哈说“人是他吃进去的东西”,我大概是一直在吃,且比一般人吃得相对多点、杂点、新点,所以就略显特别了。尤其是啃了那些“高、大、深”的东西,它们自然要以各种面目或气息,在字里行间渗出来、挤出来、飘出来。

这一点,在我去苏南某校应聘,遇到的第一位顶头上司那里也应验了。那是一位自负、傲慢的气场强爆了的主儿,头衔也多: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省十大杰出校长……但在踅摸完我的应聘材料后,他竟难得展颜一笑,还对我吐了一句:“真不像小学教师的手笔!”尽管语带歧视,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但对文字中的我起了敬意,是毋庸置疑的。

那是一所门槛极高的学校。所录教师,要么是在各专业颇有建树的高手,要么是刚从北京师大、南京大学等名校挑选出来的本科生,硕士生。这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尚未铺开的1998年,全国的中、小学中恐怕都罕见其匹。因为当时的高校招师,也不过如此。优秀的本科生可以留校,硕士生则完全可以一路绿灯。在这种背景下,卑陋如我者能侥幸通关,使我不得不信服宋代诗歌评论家严羽的一句话:“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我大概正是因为读了一些高端的文章,并勤于笔耕,将之化为自己的血肉、呼吸,所以才有了成功逃脱末流的幸运。

2006年,在完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学业之后,我踏上了中学语文教学的讲台。

中学任教的七年,感觉自我最大的变化是:对中语界的名刊、名师、名家的文章,以及对国内美学、史学、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些重要学者的著作,我有了更为自觉的关注,并能利用零星的业余时间悉心研读、甄别和消化。其中,方智范、马以鑫、王意如、孙绍振、潘新和、赖瑞云、王荣生、陈思和、钱理群、徐葆耕、朱光潜、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著作,我用力尤勤。当时认了一个死理:进入名家的言语世界,和他们同感悟、共思考,我就永远不会落伍。

还攒了一股拗劲:钻研文本,非要把当下学者的研究高度摸准不可。对一篇课文,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什么,质量如何,是否合理,我能提供什么新质,如何将之转化为课堂教学,这些问题必须挨个儿捋一遍。没有新观点、新体验、新视角,决不罢休。

这种看似愚笨的功夫,让我受益匪浅。体验、想象、思想、情感饱胀得像个活火山,随时都欲喷薄而出。无数个周末与节假日,无数个深夜和黎明,我都在电脑的轻吟中,让文字如山涧的溪水一样,淙淙地流淌成文。为《海峡教育报》专栏所写的“与弟子书系列”文章,还有为《福建教育》中学版专栏所写“语文教材新思考系列”,为《读写天地》中学版所写的“点石成金”(写作辅导)系列,均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

令我自豪的是,每篇文章都有自我的在场,别人根本无法复制,却又都能“实现人生的通感”。即使是讲相同的知识,如关于立意的《想到与想不到》,关于表现手法妙用的《隔一下,你看文字有多美》,绝对有“我的故事”在;说相同的道理,如关于独处之好的《独行不是流浪狗》,关于帮闲、帮恶之丑的《下贱的笑声》,绝对有“我的气场”在;解相同的文本,如《小小鸭蛋情趣多》谈的是《端午的鸭蛋》中的“小叙事”艺术 ,《教育该以怎样的名义》,是有感于《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的“名义情结” ,绝对有“我的新意”在。读写相济,教学相长,让我切实感到了一直在路上的清新和潇洒。毫不夸张地说,倘若上苍假我以空闲,精力,哪怕每天写上一篇,我都能够做到。

脑海中可供开采的资源实在太多了!

记得初入中学执教,一些恃才傲物的老师很不以为然。在很多场合,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时提及我曾经的“小学教师”身份。表面上是客观介绍,或突出我的进步之快,但骨子里的不屑和专制——以为我永远只能停留在哄哄小孩的水平,如寒气一样逼人。有的恨屋及乌,连我热衷的写作也给恨上了,“有时间,谁不会写?”“尽玩虚的”“不务正业”……背后说什么的都有,以致与一些关心我的朋友还起了口角。

当时很想跟他们解释:小学教学并非他们臆想的那么简单、容易。论难度,一点儿也不比中学、大学的差。难和易,得结合学习对象来谈。小学的学习内容,对已经同化得烂熟的中学生,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老师来说,当然容易。但是,对“前结构”里几乎一片空白的小学生来说,则高深莫测。要让高深莫测的新知被小学生所熟谙,难度可想而知。

也很想告诉他们,小学教师真的不是他们臆想的那样低幼、肤浅。钱穆、叶圣陶等老一辈学者就不说了!即使在当下,又有多少中学老师能胜过于永正、王崧舟、窦桂梅等人?以为教小学的就一定浅,教中学的就一定深,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断言:从事环卫的就一定肮脏,从事屠宰的就一定凶残?如此,岂不等于说人性=职业性?而且表现的又不是真实的职业性!那么,还谈什么人性的丰富、立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又从何说起?

但是,很多次话到嘴边,都被我默默咽了回去。对等级观念已深入骨髓的人讲辩证,无异于对夏虫语冰。更何况,这种职业歧视早已化作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又岂是三言两语所撼动得了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不去介意他人的谈短论长。

那段时期,我给自己下了绝对命令:将每件事情做成精品!将每节课视作心灵的节日!将每次思索化为性情的文章!因为方向感强,所以干劲特足。在别人以为无隙可乘的地方,我总能攫取到星星点点的时光,如排队打饭、候车的空隙,带学生外出旅游的空挡, “三上”(枕上、厕上、车上)的闲暇,都能趁机读上几段文字。跑步的时候,或与朋友聚餐的时间,我也能借势将平时的思考进一步拓展、深化,或启动新的思索。逢上监考,更是无比奢侈的享受。孩子自觉,监考基本可以无为而治,我则可以自由、酣畅地运思。一次监考,诞生一、两篇文章的立意、架构,几乎是家常便饭。《生命因流动而美丽》《那一次,我尝到了“不外饰”之痛》等很多记载心路历程的文章;《低位传授,别样的境界》《丢开教学的臭脸子》等探讨教学艺术的文章,还有《三维目标成“猪肉”》《教育之“靓”在于发现》等剖析教育问题的文章,均诞生于这段时期。

写作,让我的心灵彻底洞开,自由地感受生活的八面来风,幸福地穿越圣哲的思维腹地,思考的元神得以凝聚,自我的面目日益清晰,诗人任洪渊所鄙夷的“活着的死亡,最虚无的存在”,我成功地规避了!

两年后,作为初中语文老师的我,有幸被厦门市教科院领导破例定为人教社录像示范课的唯一人选,执教高二选修教材中的孟子《王好战,请以战喻》一文。

三年后,有幸先后成为《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的封面人物,《教师博览》原创版的首批签约作者,《福建教育》《读写天地》《海峡教育报》等多家刊物的专栏作者。

约稿多起来了,讲座多起来了,担任各地教师论文比赛、中学生朗诵比赛、写作大赛评委的机会也多起来了……

于是,昔日意味深长地屡屡强化我“小”身份的现象,很神奇地绝迹了!再也没有人背后纵论我的写作短长了。一位曾经心高气傲的同事,在我的学生吴锦汝获得第十四届华文创作大赛中学组特等奖后,竟破天荒地给我发来短信:“因为有你在,我们才有实力在,才有尊严在!”

与写作为伴,让我最感自豪的是拥有了“婴儿眼光”和“黎明感觉”。

职业倦怠,从未有过。文本解读,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第三次,我一律要求自己清空已有的认知与体验,采取“裸读”的策略,全新打量,悉心体验,并一定要另择视角,激情充沛地组织教学。这种看似自虐的行为,使我得以较为充分地占有史料,拥有一次比一次更开阔的视界,以及更为全面、深透的体验与思考。于是,《藤野先生的“教育经”》《爷们你大胆地往前走》等一百余篇对课、内外经典赏析的文章,得以成功地结晶而出。我告诫自己,只靠一本教参、一本教案,一本复习资料就行走于神圣的讲台,这种典型的教痞、无赖、懦夫行径,永远不要染指。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和耻辱!

说到教学,因为在写作中养成了感官开放、生命融合的自觉,所以我对文本的形式秘妙,人物的心灵律动似乎更加敏感,化抽象为具象,化艰深为通俗,激活学生的体验,开拓学生的思维,做起来也更觉轻松。学生因恋上我的课,而念上我这个人的,届不乏人。此类的甜蜜与光荣,《嗅嗅词语的人情味》《谢师,何必单恋一次宴》等文章,可以一窥消息。基于此,我对一位知名学者“处处扣着写作来阅读是很累的”“语文教学重视人文性,是人文教育,不是文人教育”的说法,很难苟同。阅读缺失了写作的指向,永远只是浅阅读,守财奴般的占有式阅读,而非深阅读,确证自我的存在性阅读。教学“累”不是因为指向了写作,而是短于写作,不善指向。更何况,指向写作可以更好地捍卫语文课的体性,使语文课更像语文课,而非历史课、政治课,或其他的综合课。因怕累而放弃写作指向,弃言语智慧的启悟,言语人格的牧养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文教育”,其效果究竟如何,是要打个问号的。

对于班级管理,我注意材料和理论的时时更新,尤其关注哲学、美学、文学、史学、心理学、教育学与德育的互渗,使学生日常的进退洒扫、交往作息也能上升到学理的层次,立人的高度,审美的境界。即使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我也能视之为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珍贵资源,千方百计地加以开发和利用。这样一来,教育方法的自具面目,与“我”的日新月异,可谓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关于“化育”的三个故事》《淑女,还是懒猪》等教育随笔,皆可见出我这方面思想的面影。

这样一来,“婴儿眼光”和“黎明感觉”,很自然地也赋予了我更为自觉的探究意识和批判精神。

从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单篇论文《论<狂人日记>中的黑夜意象》,到后来的综合性论文《鲁迅作品中的乌托邦情结》,再到和名家商榷性质的论文《应需旗帜下诗意的无声运行》,以及学术性随笔《“乐”,还是“不乐”》《脱裤子防炮击语含调侃吗》,直至当下融史料梳理,概念辨析,范畴、体系建立于一体的论文《重构诗意:基于形式的语文教育研究》,我感觉自己的探究意识和批判精神呈愈来愈突出的趋势。

表面上看,这是理性趋强,感性弱化的表现,与“婴儿眼光”和“黎明感觉”,八杆子打不到一起。但在我,这几方面却是水乳交融,须臾不可分割的。“婴儿眼光”和“黎明感觉”可以诱发、润泽、推进探究意识和批判精神。反过来,后者又会刷新,并强化前者。

比如对阿长两种“神力”的描写,我认为鲁迅并非用了钱理群、孙绍振两位教授所称的“调侃”“滑稽”,乃至“反讽”的语调,而是基于童年视角、童年心理的极严肃,极真诚的口吻,属于忠实描述、开掘自己童年体验的范畴,是真真切切的赞叹!鲁迅笔下的阿长讲述“女人脱裤子防炮击”和讲述“美女蛇吸书生脑髓”的传说,在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在极力传递自我的“知识”,或者“阅历”。即使带有调侃的味道,也只能说是针对历史本身,而不是针对鲁迅深爱的长妈妈,因为当时的社会,从官方到民间,都是这样认为的——当英军的军舰逼近珠江,广州的清军守军将粪桶扔进珠江口,企图阻止敌方的坚船利炮,不是一样的荒唐可笑么!更何况,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倡导“爱”,希望“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并说“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如此懂得爱的真谛的人,怎么能蓄意调侃,或者反讽一个善良且无辜,与他朝夕相处,且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长妈妈呢?

可以说,上述每一种理性结论的背后,都有大量的感性事实打底。对这些感性事实的搜寻与获取,都无法离开“婴儿眼光”和“黎明感觉”!至于说,在论文写作中,如何力避流水语言与空洞能指的矛盾、语言狂欢与价值匮乏的矛盾,更需要“婴儿眼光”的观照,以及“黎明感觉”的打磨,而非只是深度的理性思辨和形而上的追问。

“婴儿眼光”和“黎明感觉”,更给了我言语表现的信心和信仰!

为了过上更纯粹、更自由的读书、写作生活,也为了将中国大、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彻底地爬梳一遍,获得最具现场感的切身体验,拥有更辩证、更有力、更接地气的话语权,我抛弃了工作,选择考博。可是,甫一开始,便受到过很多的阻拦。

朋友说:“考上了,再熬出来,学术研究的黄金期差不多都过了,何苦呢?”

领导说:“高校都是博士、教授扎堆的地方,你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呢?”

老师说:“大学的论文写作较之中小学,不知要难上多少倍!有些人写不出来,可谓生不如死!”

……

因为都是身边的人,且都怀了善意,所以让我很是犹豫、纠结了一阵。

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坚持。“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为了自己的理想,哪怕前途暗淡,哪怕挫折丛生,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我心里深知:做学术最怕的不是年纪大,而是不用心,不用情,不用力。齐白石先生57岁时,绘画尚不为人知,但他抱着即使饿死京华,也要创新的决心,以赤子情怀,倾力研究,不是最终成就了自己的理想吗?贾植芳先生文革期间遭迫害,出狱时已逾60岁,但他将之作为生命的重新开始,不是依然将学术生命延长了30多年吗?英国作家威廉.赫兹里特曾这样深情地写到:“韶光半逝固可哀,另半辉煌待我来。二者何曾存畛界,前程憧憬心自开。”(取鲁国尧教授的译文,原文为:One half of time indeed is flown——the other half remains in store for us with all its countless treasures ; for there is no line drawn ,and we see no limit to our hopes and wishes.)他们在生命的晚晴时刻,都能有一直在路上的激情与浪漫,勇敢和执着,我一个四十几岁的人,又有何惧呢!

有了不计后果,不计得失的心理,还有前人“衰年变法”的垂范,我的读书、研究反而更踏实,更自然,也更从容了。读博期间,我的想法很单纯:拿名牌教授的要求策励自己,以双倍,乃至三倍于他人的勤奋,将先前失去的时光全部夺回来,并孜孜以求三个“打通”,即古今打通、中外打通,文史哲打通。其中,对古今打通,我尤为用心。导师潘新和先生一直强调“先做教育史家,再做教育学家”,并认为“不了解过往两、三千年的同行是怎么教书的,也不知道往圣前贤思考过什么问题,做出过什么努力与贡献”,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误人子弟”。这已成为我镌刻在心灵屏幕上的箴言,并化作了写作、教学的自觉追求。《中学语文教学》的史有为老师,《福建教育》的吴炜旻君等很多朋友,惊叹我读博后的巨大变化,更是给了我言语表现以莫大的信心和力量。

在《后知后觉正年轻》一文中,我这样写到——

我是后知后觉,但这并不影响我精神生命的快乐生长、开花与结果。更何况,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思维弹力、情感张力和想象活力。我知道,这就是青春的朝气。

青春的朝气,生命的春天,正是写作赋予的!

作家苏岑说:“不好的爱情让人变成疯子,好的爱情让人变成傻子,最好的爱情让人变成孩子。感情有时是件降低智商的事,却多少人傻傻地乐此不疲。别以为这是坏事,傻孩子们,越简单的才越长久。”

用这段话来象征我和写作的关系,真是挺贴心贴肺。与写作相恋,我愿意成为孩子,永远地留住精神的春天!

注:本文我的教育随笔集享受教育——那些美丽瞬间》自序,后改为书中选文,该书2015年3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文发表于《教师博览》原创版2015年第3期

幸得东北师大出版社宠爱,拙著《享受教育——那些美丽的瞬间》问世啦! - 汲安庆 - 汲安庆的个人主页    
                                                           (封面)

 幸得东北师大出版社宠爱,拙著《享受教育——那些美丽的瞬间》问世啦! - 汲安庆 - 汲安庆的个人主页

                                                                       (封底)

名家荐语——

       困而知思,思而求进,进而求美,不断享受“生命拔节”的快乐。于是,再庸常、再疲惫、再曲折的岁月,都会被如许的美丽瞬间彻底照亮。作者藉写作生成如此的教育习惯,教育智慧,教育境界,由不得人不欢欣鼓舞。读博期间,作者著述甚丰,视野广及语文教育史及当前难点,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献驾驭能力,学术前途可观,在当前的博士生中,更是可贵。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孙绍振

       如果你是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还有点感觉,那么,汲安庆的《享受教育》值得一读,趁他的大名还没有到“如雷贯耳”的地步。因为这个时候,他说的都是大实话。有理论,但绝不会玄虚;有经验,但绝不止于感觉。他的经历和知识结构都是非常适合做学科教学研究的,他的书也的确呈现了这样的特点。相信每一位读者,尤其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读者,都会在毫无距离感的阅读中得到丰厚的收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意如

       我一直把潘新和先生的《语文:表现与存在》视为诗意语文的“圣经”。《享受教育——那些美丽的瞬间》是《语文:表现与存在》的知音,也是潘先生高贵的言语生命的存续与默契。
       读罢全书,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汲老师已经把“言语生命动力学”的精髓活了出来,文字就是“活出来”的不朽见证。我相信,把这部书稿跟《语文:表现与存在》参读,形成一种精神互文,我们必将更为真切地体认到语文的存在和意义,也必将更为执着地去确认自己的言语生命乃至诗意人生。

——杭州拱宸桥小学特级教师 王崧舟

       语文的路,灿然在你的笔下,也伸延在我们的目光中。这些文字里,我能读到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甚至能欣喜地读到我们所向往的未来,还有我们赤诚的语文心。

——浙江永嘉十一中特级教师 肖培东
内容介绍

该书收录的是作者汲安庆老师近年来在全国各大刊物发表的部分教育随笔,内涉为师之道的体悟、教育之美的探寻、教学境界的创生、读书览胜的沉醉,以及化育实践的尝试……

作为个人成长及从教心路历程的随笔集,该书体现了作者对学生、对教育、对人生的深眷诗情,以及为了追求教育的极致之美,不断叩问、不懈求索的执着信念,还有于无声处倾情润泽、启悟,让灵魂飞升,不断地与“优秀自我”相遇的教育智慧。

书中语言生动优美,情感真挚朴素,颇富文学色彩。内容丰富,事例鲜活,且融入了许多有深度、有意义的思考,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无疑具有巨大的助力作用。尤其对刚入职的年轻教师来说,如何恋上自己的职业,并在教育中诗意栖居,实现从普通教师到教育名师的跨越,该书更是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苏晓军编辑

邮购《享受教育——那些美丽的瞬间》的5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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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文化”消逝,暗含了怎样的目光

“同桌文化”消逝,暗含了怎样的目光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汲安庆


报载:收藏家马未都在其博文中声称,目前北京大部分小学已经单人独桌,过去的二连桌已不见踪影,同桌文化的消逝令人惋惜:“同桌本是人生的第一次实际的人际关系训练,可惜无意中被灭杀了……”


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先生的这种言论是保守、落伍的表现,或是越俎代庖、小题大做之举,甚至带有矫揉炒作的味道,但在我看来,却显出了一种令人感动的敏锐、真诚、温情与深刻!没有人文关怀的自觉,没有树人责任的担承,没有对教育中功利主义、浮躁之风的清醒认识与勇敢抵制,定然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深忧隐痛的文字背后,我们看到了他那双焦虑而无奈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我忽然想到:让“同桌文化”主动消逝,其背后又暗含了怎样的目光?


这一想,真的让人百感交集,欲说还休了。


平心而论,先生的发现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闻。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十五年前,一些城市的小学便已从“同桌”走向“独桌”了。至于中学,更是比比皆是。当时,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基本没听到什么警惕、怀疑的声音,更别说去理性地分析、批判了。


也许是孤陋寡闻吧,笔者也没看到有什么文章对此做出非常明晰的,或科学、或人文的解释。仿佛是水到渠成的教育进化,大家对此几乎心心相印,众口一词:“独桌现象”与“小班化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保护学生的私人独立空间”等先进的教育理念是暗合的。从“同桌”到“独桌”不仅是教育“发达”的表现,更是经济发达的标志。因为单人单桌,小班化教学(生数在30左右)确实需要充沛的、过硬的师资,足够多的宽敞明亮的教室,与之相配的还有较为先进的多媒体设备。这些硬性要求,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城市中少数财大气粗的学校可以达到,其他学校只能徒有羡“独”情。因此,让同桌文化率先在这些学校消失,从学校领导到教师,乃至到学生家长,都是视之为合情合理的,甚至将之视为教育时尚、优质的象征。


现在想来,这是典型的追逐新潮的目光!


新潮一浪又一浪,求新的运动就一拨又一拨。害怕落伍,害怕老土,唯独没有反思:如此疲于奔命的求新是否合理?“新潮”新在何处?是否有真正的实践价值?疏于对新潮深入细致的“元认知”,必然对“旧潮”中合理的教育因子加以无情地灭杀。以“独桌”的方式让学生学会自处,学会独立,却过滤掉如何使学生学会相处,学会合作的思考,正不幸应验了这种规律。没有旧,何来新?放弃相处,自处何以能够?没有合作,再怎样的独立,又有何益?


先生指出:“今天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在幼童时期很难学会照顾别人,有个同桌可以让他们从小学会相处,学会帮助别人,即便吵架也算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学习。相处是融进当今社会的必修课,一个人就算身怀绝技,但与他人格格不入,也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能看到同桌文化对培养学生相处、交往能力,积淀他们人生阅历的主要作用,正是基于对新潮与旧潮的辩证把握。


那么,为什么同桌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相处能力,沟通能力,积淀他们人生的阅历,丰富他们的生命体验,而独桌却不能呢?


这是需要认真辨析和求索的。


在我看来,同桌首先可以使同学间的友情仪式化,自动化,进而自然化,恒久化。众所周知,祭拜、祷告的仪式可以使人濡染一种神圣、肃穆的情感;拜堂成亲的仪式中渗透了感恩、惜福、恩爱的情愫;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仪式”让亲情、血缘融于心灵,化于无痕;而由各种民风、民俗,包括当下很流行的“同乡会”所凝结的乡情,地缘,则令“生于斯,张于斯”的人们情不自禁地相融、相亲。同理,同桌而坐这一简单的仪式,也可以使两个陌生的身体自然靠近,从而使远距离心灵的靠近成为可能。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稍稍结合一下自身的生活体验,便可知晓。从身体的边界中,我们可以看出友情的亲疏;反之,友情的亲疏也直接决定了身体边界的距离。同桌因为可以名正言顺地近距离接触,所以特别容易相融、相亲,建立铁血友谊,充分发挥其迷人的教育力量。许多学生特别在意开学时的座位调配,即使单人单桌后,也不忘竭尽全力成为自己喜欢者、仰慕者的“亚同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学课堂的座位是很开放的,不再由教师分配,而完全是自由的组合。这一自由、开放,你立马就可以看到一幅同学关系亲疏的图景。关系很铁的,在一排中相伴而坐;“次铁”的,相邻而坐,或前后排,或于同一排在铁哥们,铁姐们的身边渐次而坐。这更是反映了同桌磁铁般的影响力。


同学情一旦被仪式化、自然化或恒久化,“伙伴思维”“学习气场”“相生相克”等一系列积极的学习效应就会产生。试想,人们在大自然的游历中尚能增加阅历,吸纳自然的瑰奇壮丽之气,以及幽深玄妙之趣,更何况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桌呢?华东师范大学一项关于“同桌安排对初中生学习态度的影响研究”中表明:同桌安排对初中生学习态度有影响,大部分班主任在安排同桌时会考虑身高、性别、成绩、性格、学生意愿等因素。合理安排同桌,优化搭配,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人际共融。我国的“语文新课标”指出:“要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美国也有一本关于成功学的著作认为:一个人的成功,30%取决于他的才智和能耐,70%取决于他的人际沟通(communication)能力。同桌因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更容易吸纳彼此的进取之气,青春能量,培养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能力。


不仅如此,理想的同桌还会对彼此的爱好、理想、热情、毅力等人格发展元素起着重要的影响。不管是“志于学”(增长知识),还是“志于道”(弄清道理,体悟真理),志趣相投的同桌,抑或有一定落差的同桌,都会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为什么一提及同桌,人们总会勾起无数美好的回忆?(即使有过厘定“三八线”,甚至口角,乃至肢体冲突的经历,但时过境迁,这些记忆也都会无一例外地化作友情的营养。)为什么当年老狼的一曲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一经问世,可以立刻风靡大江南北?为什么再警惕,再冷硬,再麻木的心灵,一遇到“同桌”,就涣然冰释,让温馨的情感在内心轻松地策策而动,肆意流淌?无它,未经功利、世俗浸染的同桌目光所交织的历史、世界是激情的诗歌,是缤纷的图画,是青春的戏剧,能让人的心灵得到安然地润泽和颐养。这在工具本体高扬,情感本体压抑的恶质化时代,像诺亚方舟一样显得弥足珍贵。


遗憾的是,奉行“独桌主义”的教育管理者一直未能参透同桌文化的精华,反而将其当作糟粕给断然抛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说到短视,教育行里的人都知道,独桌而坐,除了有当初所谓的“新潮”价值外,还有所谓的避干扰,避抄袭,避摩擦,避早恋等实用功能。且不论消灭同桌文化是否真的可以达到上述效果,单就视问题如瘟疫,而不是将问题当作资源来开发的心理来说,又能提升怎样的教育艺术和质量?


这也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目光!


“重”不是能避就避的,它会以更加严重的后果施以更加难缠的压迫,更加难缠的压迫又会导致更加恶劣的逃避,如此循环,教育便只能成为一种应付,或者说是穿着改革、创新外衣的郑重其事的敷衍。这样一来,独桌现象就只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很多家长坦言:“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想到过孤单这个词,但现在的父母反而总怕自己的子女太孤单了,要帮他们找朋友,通常是周末要费心思约上朋友,几个家庭一起带各自的小孩出来玩。”专家指出:单人独桌是教育不该有的风景,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觑,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疏远。教育中,还有什么比心灵疏远更闹心的事儿呢?


让“同桌文化”主动消逝,其间也夹杂了偏狭、专断的目光!


同桌会随便讲话,干扰学习,独桌可以约束讲话,方便学习;同桌会导致早恋,独桌可以防止早恋;同桌会导致抄袭,独桌可以防止抄袭;同桌会导致依赖,独桌可以走向独立……这不是正宗极化思维的演绎,又是什么?不是东,就是西,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强,就是弱……思想简单、肤浅至此,夫复何言!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过“日盈则仄,月盈则食”“不为己甚”“毋太过”;黑格尔也说过:“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凡事不能绝对化,不能处处剑走偏锋,应该圆融地多思考、思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这样做,“同桌文化”就不会走向消亡,“同桌”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渐渐湮没到历史尘埃中的词汇。


俄国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只有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才能理解人,不能从比人低的东西出发理解人。要理解人,只能从比人高的地方出发。”理解同桌文化,也应作如是观。不能纯粹地从功利的视角去看,得从超越的视角去看,从长远的视角去看 。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的理解“人”,办好“事”,使所有的思考、改革、创新复归于人,服务于人!


  


(注:本文为《福建教育》德育版约稿)


 

“台湾式”精致

写在前面的话——

《南方周末》欲发此文,嘱我在博客中删去或隐藏。因不知如何隐,遂决意删去。今重新张贴,聊作纪念。

一篇很普通的文章,仅是有感而发而已,不料引来很多挖苦、嘲讽之声。方知自己宛若桃源中人,不知今世何世已多日了。

1、 http://www.infzm.com/content/95909

2、    
http://bbs.tianya.cn/post-333-389345-1.shtml

 “台湾式”精致

汲安庆

在日月潭附近的一家海鲜馆坐定,营员们显得亢奋无比。菜一上桌,便霍霍挥筷,一脸的小猪抢食般的贪婪。

子淳蔫蔫地坐着,小眉头皱皱的,半天才动一下筷子,扒两口饭。因为水上漂,陆上跑,折腾了一个上午,大家饥肠辘辘,几乎没人感受到他的失落。

倒是一位端菜的中年妇女率先发现了问题:“是不是不爱吃海鲜啊?要不,阿姨额外送你一碗卤肉?”子淳红着小脸点点头。随即,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哈哈,大妈爱情卤肉饭,你太有口福了!”一小碗喷香的卤肉刚放到桌上,大嗓门的侯珏就忍不住叫起来。很搞的是,话音还未落,一块卤肉已经被他夹住,送到了嘴边。

马上便有几个起哄:“嘻嘻,大妈爱情卤肉饭……”

作为随行老师,我的全身立刻起了鸡皮疙瘩。这是哪跟哪儿啊?大妈、爱情,跟油渍渍的卤肉联系到一块儿,还笑得那么开心,仿佛获得一项重大的发明专利似的!

可是,静心思忖,我突然发现:孩子荒诞表达的背后,其实自有一种很真诚,很炽热的感动在。老板娘没有嗜钱如命,乱宰、狂宰,反而很自然,很亲切地慷慨相赠,且是在从“外人”的视角,敏锐地发现子淳不说,同伴不觉的问题,多么细心,多么贴贴的一个人啊!爱情,将之理解成一种关爱、疼爱的情感,也未尝不可啊!

谈到细心与疼爱,我忽然想起初到台湾,在台中港附近的东海渔村所吃的那碟香菜花生米来——油炸的花生米如红玛瑙般被胡萝卜丝、白菜丝、香菜丝簇拥着,色彩明丽,口感爽脆,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单纯水煮或油炸。上桌不久,便被众人抢吃一空。一盘不入眼的小菜,竟然被做得那么养眼、爽口、精致,没有一颗精致的心,还真做不到啊。

这样想来,台湾的一些“怪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如酒店各具特色的艺术气息。或书法、或根雕、或器物、或盆栽、或画幅,应景而在,总能不失时机地将店家的审美追求悄然而优雅地绽放出来,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你的口,你的胃,还有你的眼,你的心啊——此类追求,似乎厦门的“花之霖”“海悦山庄”等为数不多的酒家有,但在台湾,已然成了大众化的行为,且是做得那么顺遂,那么和谐。

比如导游和司机的热情、宽宏。不是软硬兼施,逼你购物,而是一任你的意愿;放置行李,不是袖手旁观,或吆五喝六,而是自己钻进车肚,近乎跪着将营员们的行李箱一一摆放整齐,忙得汗如雨下也绝无怨言!

比如校长的“公仆意识”。拜访台北赫赫有名的再兴学校——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马英九的夫人和女儿,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等名流的母校,头发已经有些斑白的朱正宇校长竟然独自一人亲自迎送,其间还鞍前马后地备咨询,并能嘘寒问暖,遇有本校教师来见,言简意赅,又很亲切地点出人家的优势,最后还以书相赠,外加一个集U盘、小手电、钥匙扣等功能于一体的小礼品。相对于信奉“绝不和属下一起撒尿”的颐指气使的官僚式校长,朱校长“仆”得让人心疼!

比如六合夜市各小吃摊上名目清晰的营业小招牌,堂堂正正地挂在醒目处,供你打量;行驶在台湾的任意一条高速公路上,竟然看不到一家收费站——用纳税人的钱修建的公路,应反哺他们,绝不能再刮他们的油水,这一点,人家政府换位思考到了;在车身拥挤的停车场,竟会有残疾人的专门停车点;在风景点,你还能发现“邮票博物馆”“灯塔博物馆”,鲁迅先生提倡的“开口要小,挖掘要深”,被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用到景区的设计上来了……

可以说,他们的精致渗透在举手投足之间,化得让你看不到,却又能深切地感受到。冥冥中,我觉得这种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精致似乎遥承了古人的仪式感,骨子里很庄重,很严谨,外表上却又那么随和,那么亲切。

因为投入,因为用心,于是渐成习惯。这种习惯像空谷幽兰一样清芬了他人,反过来又鼓舞,并滋养了他们自己,并促使他们追求更精致的美,更精致的爱,荀子所言的“习俗移志,安久移质”的境界,莫过于此吧。

我曾在视频,或现场听过曾仕强、刘墉、蒋勋、李敖等人的讲座,与大陆学人相比,同是有学养,有见识,有个性,但在他们身上总能感受到一种分明是高出来的,或者说是升华出来的很微妙的淡定、儒雅、真诚和圆融。

有人曾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对儒家传统文化坚守、弘扬得好。倘若此说成立,坚守、弘扬的“把手”,或者“角度”,一定有“精致化的追求”,而这在本质上和孟子的“养气”“集义”,荀子的“积微”“积久”是相通的。落实到当下,我分明感到:精致化的习染与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快生活带来的浮躁性格的一种有效遏制。

记得渐近台湾时,导游曾一脸严肃地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台湾想得太美!那里的自然景观还可以,但城市面貌和内地差不多,跟厦门简直没法比。”

事实的确如此,在台湾的城市穿行,真的看不到什么光鲜、堂皇的建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在影视屏幕中的摩天大厦,眼下一律地如人老珠黄。逢上红灯,看到黑压压如一大片蚂蚁似的摩托车队伍集结待行,更是加重了城市的陈旧、落后的气息。我本想兴致勃勃地买几件时尚的衣服回家亮亮眼的,可导游说:“别浪费钱,台湾的服饰老土了!”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旧形式中不断有新质,有美质,足矣!

古旧和新潮,谁更有价值,也许只有岁月可以明鉴!

自我的认同比天大


自我的认同比天大


——“与弟子书系列”之十五


汲安庆


唐代诗人中,我很喜欢李白。不是因为他的酒量、剑术、才力、豪气、仗义,而是因为他的“自我认同”。


 


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在终南山隐居,时已42岁的李白,在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后,兴奋地脱口而出:“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见《南陵别儿童入京》)


 


狂喜之下吐真言,尽管平时表面上和一群草根的兄弟在一起喝酒、聊天、高歌、飙马,但内心从来没有草根过,年轻时的高远之志“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压根儿就没动摇过!


 


将自己定位成管仲、晏婴一样的相才,这是何等的自信!说自己愿意做帝王的辅弼,可是如果帝王昏庸、心盲,极不开窍,使自己的道无法见用时,他宁愿“明朝散发弄扁舟”,也不会低声下气地摇尾乞怜,这是何等的高贵!冥冥之中,我觉得李白实际上是以“帝王师”,“天下师”自居的,不然,他的浩然之气、飘逸之气、豪迈之气,何以那样的充沛,至死不衰?没有高度的自我认同,根本无法做到!


 


自我认同关乎一个人灵魂的质地,但这和才气、名声是没有关系的,与金钱、地位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春风得意地在希腊巡察,遇到穷困潦倒,正在木桶里睡午觉的哲学家第欧根尼时,很是关切地问道:我已征服整个世界,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第欧根尼伸了个懒腰,很不领情地回答:我唯一需要的就是,请你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


 


这真是惊天动地的一答!试想,当满世界人都疯狂地追逐权力、财富、名誉、地位,你穷困到很不堪的地步时,竟然还能对这些视作浮云,特别是特权人物主动地想帮你脱离窘境时,你不但没有丝毫的自卑和猥琐气象,竟然还能自信地坚持自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这需要怎样的定力啊!只因“中有足乐者”,可以自由地驰骋自我的思想,就能彻底地做到“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轻松地打赢一个人的战争——物欲泛滥的自我和精神高洁的自我的交锋,实际上是在向追求安逸的本能宣战,在没有顽强的自我认同,别说坚持一世了,就是坚持一时都很难。


 


《红楼梦》里的晴雯堪称奴仆中的奴仆,因为生得十分伶俐标致,被家奴赖大的母亲当作“小玩艺”孝敬给了贾母。但是,这个别人眼里很卑微、下贱的丫鬟,骨子里却有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的贵族气。比如她很蔑视王夫人为笼络小丫头所施的小恩小惠,嘲讽向主子讨好邀宠的袭人哈巴狗儿王善保家的搜查大观园时,别人忍气吞声,唯有她挽著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还当众把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痛骂一顿。这种如清风明月般的心灵质地,真可谓“金玉不足喻其贵”啊!


 


倒是一些高高在上,平时耀武扬威的达官显贵,自我认同感很是低下。因为犯了事,要被杀头了,还一个劲地磕头如捣蒜,“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敢情他们根本没把自己当人待,一直是以帝王的奴才自居的。这怎么能叫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呢?


 


缘于这样的认识,我对学生的自我认同极为关注。


 


见识过一些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很受老师的宠爱,但是我常常发现: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追求优秀的动力,不是来自完善自我的内驱力,而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杨,家长的奖励,乃至某一异性同学的青睐,也就是为了一味求得他人的认同,这怎么能提升学习的境界呢?就像一些老师,把领导的认同、专家的认同放在第一位,竭尽谄媚、讨好之能事,丝毫不理会学生的认同、特别是自我的认同,这怎么能把教学教出品味来呢?


 


一些“老大级”的人物更是可怜——他们的打架、斗狠、抽烟、酗酒,老师对抗,看似凶悍无比,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吸引同学的眼球,或老师关注的一种别样手段。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几乎到了一触即溃的地步!


 


但是,对一些远离老师表扬,同伴赞佩,却依然能靠自我的理想引领,勤学不辍,默默积淀,不断给自己的心灵提供给养的同学,我一直是深怀敬意的。他们有自己的期许,或者像西方人所说的自我心像(Selfimage,心灵的舞台极为辽阔,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和打击,他们都能坦然面对,并乐观、巧妙地将之化为促进精神蓬勃生长的玉液琼浆,其坚韧、笃定、平和、进取之气象,总能让我看到很多将嘲笑、蔑视抛诸脑后,自拔流俗,卓然而自成一家的大师的身影,如只有高小学历的沈从文,最后学历为中学的钱穆,考上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却因申请不到官费,只好辍学,学历依然为中学的夏丏尊……


 


是他们,以自己朴实无华,却异常强劲的行动,在诠释着一句崇高的人生哲学——


 


自我的认同比天大!


 


    


 


 

“节俭”应成为心灵的原则


“节俭”应成为心灵的原则


汲安庆



谈节俭,人们大多喜欢选择经济或政治的视角。


比如荀子的“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范继亭的节约莫怠慢,积少成千万”;萨迪的谁在平日节衣缩食,在穷困时就容易度过难关;谁在富足时豪华奢侈,在穷困时就会死于饥寒”……


密切关注节俭对人的外部之用,“应世之需”,却忽略了其对人心灵成长、发展的价值,即“应性之需”,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够全面,也不够辩证。


缘于此,我很欣赏诸葛亮的“俭以养德”之说。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生活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竟然能排除惟家国利益是举的世俗价值的干扰,将节俭与个人德性的涵养联系到一起,确实眼光非凡!



养什么德呢?


对我而言,首先想到的是守持真我,抗衡流俗的勇气、自信、耐力和达观。


去年暑假,我回了趟苏北老家。每当我掏出已经用了三、四年,中心按键边框都已经生锈的诺基亚E63开始接电话时,总会收到各种各样或讶异,或迷惘的目光。从打工青年、老板,到校长、局长,概莫能外。手机未出裤口时,他们通常会情不自禁地停一下话头,很敏感地瞥向我的手机,或者干脆屏息凝视。那神情我很清楚,想看看这个在特区混得还算不错的伙计能拿出怎样的时尚货色。及至手机完全现身,他们的失落和好奇立刻随之暴露无遗。虽然在推杯换盏,高谈阔笑之中,这仅是一瞬,且无一人来刨根问底,但我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紧缩了一下。在他们看来,我至少应该是个中端消费者,不应该如此寒碜。毕竟,手机就像车子、房子一样,都是人的形象名片,可以确证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嘛!我怎能这样委屈自己呢?


前些日子应邀出席厦门市演员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在艺坛名流、商界精英云集的场合,我再次遭遇了类似的目光。但等他们知道我是一名中学语老师之后,那种雾一样的目光立刻就清澈多了。


不过,我并不想悔过自新,立刻买上一部昂贵的手机,如Iphone5,或Vertu什么的,来装点自己的门面,增加自己的底气。在我看来,钱花在最适合内心真实需要的地方,才真正的有价值,有意义,有智慧,而不是为了虚荣,赢得别人廉价、空洞的赞许。从家乡出来打拼,这么多年来我都是把自我认同放在第一位的,何必在此刻“晚节不保”呢?我工作单位的对面是一所真正的国际学校,里面的学生家长多为外国籍的跨国公司的老总,他们的穿着,手机也没有高档到哪里去,我这个一介书生又何必参与那种极其浮华和无聊的攀比呢?


在政府部门,过度消费会导致贪污、腐败;落实到家庭、学校、个人,不顾财力、真实、必要的需求而过度消费,炫耀消费,或牛气冲天地以为自己有钱,爱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导致资源浪费,甚至有意无意地灼伤他人的粗蛮消费,泛滥消费,不是暴殄天物,又是什么呢?



说到攀比,以及攀比所带来的奢侈、浪费,我的学生曾经首当其冲。


他们当时几乎什么都比。比背包、比旅行箱、比手机、比戒指,因为学校统一校服,严禁佩戴首饰,携带手机,于是他们只好比内衣,比鞋子。一位学生因家长一时疏忽,开了一辆桑塔纳来接,立刻拒绝上车,直到家长苦哈哈地返回泉州,再开了一辆奥迪过来,他才勉强答应回家。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境况是,谁如果还这样比,一定会被视为土老帽儿,在学生中是很没有地位的。究其原因,有很多,但观念的转变是最根本的原因。比如“拿父母的钱购买高档商品,不算本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富低调”;“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有美德的比是和旧我比,不断地获得新生”……这些理念的深入人心,当然有老师的真诚教育,率先垂范;同学的真心认同,自觉执行;还有家长的日渐理性,且耳濡目染。于是,节俭慢慢就内化成了学生的一种自觉,并形成了习惯。


老实说,被外界视为贵族学校的学生能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并汲汲践行,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让我更加坚信:要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先改变他的价值观、人生观,而最重要的是帮他重塑崭新的自我心像。很有趣的是,这种境界的实现,有时并非依靠思想的力量,而恰恰是别人有点看不起的美的力量。


我曾经故意逗过一些学生:“一掷千金,不是很酷,很拽吗?”


他们很不屑地回答:“那是暴发户干的事情!”


暴发户显然是一个不雅的形象,油光满面,大肚子外凸,满口粗话,还有……你懂的啊!


因此,节俭实际上又和雕琢自身高雅、大气、谦逊、朴实的形象密不可分了。岳飞在《论马》中曾谈到他的宝马良驹“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学生有了这样“不苟取”,“不求逞”的德行,还害怕他们不能成为致远之材吗?



这就涉及到节俭与陶冶生命智慧的关系了!


以前听朋友笑谈乞丐的寿命比富翁长,是因为乞丐食不饱,衣不暖,被迫节俭,反而有益健康,而富翁一味地满足于自己的口腹之欲,不懂节制,结果反丢了卿卿小命,感觉有戏说的味道,现在细细寻思,还真有这个理儿。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饮食有度健康嘛!


但是,这还仅停留在表层。往深里说,节俭远不应只关注衣食住行等物质的层面,还应该注意时间的节俭(时间管理,避免挥霍青春),精力的节俭(统筹规划,将生命的能量用到点子上),情感的节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避免情感淹没了理智),欲望的节俭(以入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等精神的层面,或者说心灵的层面。


佛家讲究“戒、定、慧”,指的是只有守戒了(这里,我将之理解成一种人生的节俭),才能够入定。而入定了,才能生慧。说得好极了!外在的戒律化为内心的节制、节俭,于是生命的大智慧就会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鲁迅是个很节俭的人,节俭时间,节俭安逸的欲望,即使月薪极高的时候,数九寒冬,也不愿给自己添置很厚的垫被,常常半夜被冻醒,然后继续思考、笔耕,于是很自然诞生了无数极富价值的思想成果;拳王阿里是个节俭的人,节俭傲气,节俭虚荣,常常花重金请人在擂台下故意喊出一些羞辱他的话,从而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理性,激发更强旺的奋勇搏斗的勇气,于是很自然地赢得了颇为艰巨的胜利,获得了全球范围内拳击迷们发自肺腑的尊重,而他本人也成了拳坛上永远的高标。


倒是有不少人,因为不懂节俭的人生智慧,结果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还丢了江山和性命,比如商纣王,隋炀帝杨广,他们年轻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欲望上、情感上,都是很懂得节俭的,所以人气很旺。他们的身败名裂,很大程度上是从不懂节俭开始的。如商纣王的奢侈、腐败,据说就是从一双象牙筷子开始的。


因此,真正的节俭和生命智慧、人格操守是相濡以沫,须臾不离的。



在《读者》上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讲一位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为了招待家乡来的朋友,昭示热情,点了很多菜,结果没有吃完就想离开,被邻桌的一位老年夫妇止住,要求吃完再走,或打包离开。这位中国朋友抹不开面子,没有理睬人家。结果这对老年夫妇立刻报警,最后的结局是这位中国朋友被强制将饭菜打包带回家,还被罚了款。


人家说得非常在理:你有钱,爱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但是你不能随意浪费,因为资源是属于世界的,且很有限。


我不禁肃然起敬:一对普通的老年夫妇竟在节俭这件事上,体现了令人惊叹的世界眼光,世界胸襟,留德工作的那位中国朋友,至少应该是德国某重点大学的博士毕业吧,还没有这种思想意识,人生境界,这真的叫人情何以堪呢!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人除了宽度及长度(世俗平面维度)之外,还需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就是第三维度,也就是人文维度。这就涉及到心灵的原则,直接关乎灵魂的质量,生命的质量了。


人家抨击的是西方教育,可是反观我们的教育,虽然口口声声说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可是这五育之中,除了智育被高度关注——还走了形,其他四育何曾引起必要的重视呢?特别是德育,要不不育,要么越育越寡德,越育越缺德,甚至还反德,早已和学生的心灵脱节,和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脱轨,到了令人欲说还休的地步了。那位留德的中国朋友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人呢!


教育的首要使命就是为学生立心,使教育时刻关乎心灵的原则,灵魂的质量。不能为学生立心,又怎能为天地立心呢?


对于节俭教育,也应作如是观!


 


(注:本文为《福建教育》约稿)


 


 

我的语文梦


我的语文梦


汲安庆


福建师范大学潘新和教授问及我的“语文梦”,我当时的脑子里扑棱棱蹦出来的几个词就是:“美感”、“欢乐”和“生机”。我一直很珍视这种“初感”,觉得这才是心灵最新鲜,最本真的感受。没错,让语文教学成为充满美感的事业,洋溢欢乐的事业,满蕴生机的事业,的确代表了我的语文梦!


美感是我近几年来悟到,并汲汲追求、细心呵护的境界。在我眼中,语文教学存有三种境界:清晰、生动和美感。美感是令我神往的最高境界,不啻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清晰,一般人都能达到,不论你是“应世派”(含应试),还是“应性派”。只不过在深度、广度、效度上会各有差异而已。


生动,就颇具挑战性了。视角的选择、语言的锤炼、灵魂的把握,现实生活的融入,对历史的“穿越”,激发学生兴趣的各种“微技能”的灵活运用,特别是自身的阳光心态、强韧激情的保持,几乎一个都能不能少。而这些本领的练就,又非朝夕之功。


仅就现实生活的融入来说吧,家事、国事、天下事,真的得天天关心。虽然不必刻意,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且能适当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保持一点“形而上”的敏感和自觉。惟其如此,语文教学才会有效融通,人气、生活气、个性气十足。但这其实又是挺不容易做到的。


听过很多课,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老师云山雾罩地大讲特讲,却仅在文本世界里兜圈子,丝毫不见他自我生活的介入。于是,学生原先清澈、灵动的目光被讲得渐渐浑浊、呆滞起来,这个在生活中本是风趣幽默,口若悬河的老师,一到讲台上立刻变得寡情少趣,言不由衷起来,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这怎能不令人悲从中来呢?累了老师,苦了孩子,似乎谁都是无辜的,可语文教学的生趣和情趣就这样被不知不觉地磨损掉了!更令人心痛的是,当有人指出这种症结的所在——习惯性地将文本中的生活定格为“他者”,导致与自我的生命、学生的生命疏离得老远,朽气、腐气、死气才弥漫开来时,有些老师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理性认识,科学认识,对此,你除了见不贤而内自省,还能怎样呢?


美感,则需要一生的积淀、滋养、追寻和创造,殊为不易!在一个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将考纲的钻研、知识点的梳理,大密度做题训练视为教学命根子的时代,美感的追求无异于堂吉诃德的惊世之举,是很容易招来嘲笑和蔑视的,没有巨大的勇气、毅力、魄力和定力,根本难以为继。更何况,美感境界的创造,是需要素养与学养的恒久蓄积和极富创造能量的浓烈而奇特地绽放的。


比如,不论岁月是如何流转,不论这课文你教了多少遍,都得保持一种“婴儿眼光”,“黎明感觉”。为了让自己对教学、对文本的把握高屋建瓴,驾轻就熟,你还得具有“大观之眼”,摒弃一切世俗的诱惑,进入教学的澄明之境;对本学科前沿的理论,你得拥抱、穿透,甚至升华,使其真正融入自我的精神血脉,进而在教学过程中能随意点染,灵活化用。因为美感的境界与功利、势利无缘,被很多人视为所谓的“屠龙之术”,“无用之学”,加上美感的催生、养育的确需要时间,诸如对人情美、人性美的感悟,对结构美、韵律美的欣赏,对意象美、色彩美的体验,没有“慢慢走,欣赏啊”的信念支撑,美感是根本出不来的,更别指望它像清泉一样流经你生命的每一天了!


说到“欢乐”,很多人可能会很讶异:在一个哲学没落,美学被用来贴金而不是真正崇尚的“轻时代”、“快时代”,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是很容易轻松、欢乐的啊。有教参的指引,参考答案的辅佐,集体备课的帮助,还有经验、习惯的坚固支撑,教学是可以轻松对付的啊。加上补习需求的走高,家教市场的活跃,连比较冷清的作文补习也可以赚足腰包,使你成为“金钱英雄”——我身边就有自身写作水平很差,教学水平极其一般,却因为很火爆的补习,每年至少有五十万人民币入账的人物,有什么不欢乐的呢?


但这种和物质实利相连、仅停留在世俗幸福层面上的感官欢乐不是真正的欢乐。实用价值大行其道,审美价值只能走向衰亡,这是人类的悲哀,而非骄傲!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讥讽过这种将教学智慧、技能与赚钱捆绑在一起的人为“批发和零售灵魂食量的人”。难道生活在文明如当下的我们还不应该引起警惕吗?我所说的欢乐是指通过教学,与不同智慧生命对话、融合,使自我的精神生命得以日趋充盈,并不断拔节的深层欢乐。这种深层欢乐,和物欲无关,与功利无涉,就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却能不改其乐的颜回,只关注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恬然自足。哪怕整个世界都浮躁、疯狂、追名逐利,他也能岿然不动,优游地持守自我的精神家园。


说起来,这种欢乐中有中国文化中“学以致善”、“学以致美”的基因,天然地带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但又能糅合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精髓: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用自我的言语生命启悟学生的言语生命,使学生变得智慧、健康、自强、灵明;在教学中,无论是照着说,还是接着说,都能有自我情感的激荡,想象的蹁跹,思想的飞扬;走出教室,告别一张张沉醉不已的幸福笑脸,脚下生风,似乎稍一用力就能飞翔起来的轻盈、洒脱,都是我所理解的教学欢乐。


语文教学有美感,有欢乐,满蕴生机就是必然的了!从学生时代起,我就知道了“教学相长”一词。可是,扪心自问,在课堂教学中我只能间或达到。更多的时候,我真的像个太阳,普照众生,热情地挥洒着自己的热量和能量。虽然学生听我的课也会达到聚精会神,乐此不疲,甚至欲罢不能的地步,但对于我来说,生机郁勃的背后,还是有消耗大于吸纳的虚弱感。我真正的能量补充,活力积攒是在课外的阅读、思考、倾听与交流之中。因此,在别人眼里似乎很潇洒和荣耀的生机,在我却成了一种遗憾,一种担心,甚至一种不满,一种恐慌。我渴望的不是“继起式”的生机,而是“并起式”的生机,大家彼此分享,相互启悟,共生共荣,共同成长!


为了达成上述的梦想,我实际上已陆陆续续地开始了下述努力——


1、力争将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学中的关涉语文教育理论的书籍至少爬梳一遍,并能拥有中小学、大学的教学经历,从而获得最真切、最感性,也最丰满的语文教学体验。我很认同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观点“存在就是被感知”。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所以,要想获得对语文教学的深刻认知,必须对之亲历一遍,很具象地感知一遍。将这种想法和领导沟通过,并坦言这是对一个追求进取的老师最大的褒奖,但是领导不是笑答之后就遗忘,就是很和气地安慰我:初中品牌化建设需要品牌教师,你在初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啊!于是向高端行走也成了我的一个梦。小学语文,我教过;初中语文正在进行时。高中语文和大学的语文教育,就等将来进行吧!好在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终于考上心仪已久的文艺学博士,相信这个“将来”应该会为期不远。


2、争取在35年的时间,很系统、很深入、很透彻地读完中西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中西文艺理论,关于文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各类代表性的前沿学术专著,同时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中外作家的文学经典。在我看来,语文教学的土壤越深厚、越宽广,开出的花朵才会越鲜艳,结出的果实才会越肥硕。民国时期的那些大牌教授们,如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的邓以蜇,教西洋文学史的钱钟书,没有讲义,信马由缰,也能让学生如沐春风,忘却时间的流逝,正是凭借了深厚的学养和修养。台湾作家李敖在接受杨澜的采访中曾说过一句话,对我很震撼。他说:“韩寒没有读过《二十四史》,别跟我谈历史。”我不禁汗颜起来:自己以前没系统地读过中西教育史,美学史,中国语文教育史,怎么也会底气十足地教语文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可这和井底之蛙有何区别呢?好在已经意识到,得迅速弥补缺憾!


3、以言语表现为指向,密切关注学生的灵魂质量,生命质量,使每一节语文课都变成诗意而清新的初游,心灵获得新生的节日,文质兼美,且独具眼目的文章。无论是课前58分钟的激情言说,还是后续的“灵魂冒险”,美学探赜,一定要真正地将学生的经验激活,使他们的思想能自由地行走古今,获得属于自己的丰满体验,然后再乐于分享,善于表达,从而实现师生之间生命能量的不断交换与互补。一如二十世纪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思想家戴维.伯姆在其著作《论对话》中所写的那样:“集体心理和个体心理同时存在于共享的过程里,二者之间流淌着意义之溪。此时,观念本身已无关紧要。最终,我们将落脚于所有这些观念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同时开始超越所有的这些观念,朝另外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如同圆弧上发出的一条切线,引领我们进行新的发现和创造。”


这方面,我将从语文教学的形式与诗意的角度切入,悉心加以研究。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我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发现,大量优秀的作品都具有形式之美,如《小石潭记》是天平式结构,《过零丁洋》是火焰式结构,《阿长与<山海经>》是双峰继起式结构。熟悉文本的结构,犹如庖丁解牛,教学就会驾轻就熟,手到擒来。形式有哪些类型?哲理统摄下的形式、情感浸润下的形式、意志、欲望支撑下的形式,这样的划分是否合理?形式与作家的个性喜好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形式受作家怎样的美学观念影响?形式怎样才能产生美?教学如何开掘形式之美,使学生的才思、作者的才思、教者的才思充分彰显?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探究。我会努力切近人情,忠于体验,在不久的将来拿出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4、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第一恋人,永葆青春的诗情,不断地参与对话、交流、沉思和表现。这不只是为了定格自己的灵感,和他人分享,也不只是为了形成自我的教学资料库,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记录自己语文教学中的许多美丽瞬间——有人一生只为几个美丽瞬间而活,我拥有了如许的美丽瞬间,何其幸福!为什么不能将之形诸文字,成为永恒的记忆呢?歌德至死都不失童真的眼光,生命的激情,我想我也会的。用写作开发自我,提升自我,幸福自我,进而再自由而幸福地开发学生的言语潜能,陶冶他们的言语生命意识,培育他们的言语价值观,牧养他们健康、明媚的言语人格!何其有意义,有价值!自己的眼光新了,胸襟大了,学养深了,教学的境界才会自然阔大,教学的美感才会自然夺目,教学的生机才会永远蓬勃!写作则会因之走向久远,走向幸福,走向化境。


如果有那么一天,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有人这样评价我:“汲安庆是一个语文教学很生动,很有美感,很有生机的人!”那将是我一生的荣光!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相信自己的这个梦想终会实现!


 


“善问”是一种主动生长

“善问”是一种主动生长


——“与弟子书系列”之十四


汲安庆


被大家公认的三杠子压不出个响屁的阿盛冷不丁地在私下问了我一个问题,且不同凡响,这让我像中了大奖一样兴奋不已,真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新奇。


他问得很腼腆,却极富挑战性——既然三省吾身的“三”表示多次,为什么后面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又是从三个方面来说的?


我沉思了一会儿,根据自己的一点积淀和体验如实相告:一、标点符号是后人加的,如果曾子活在当下,后面或许会以省略号作结;二、曾子一生“战战兢兢”,从爱惜身体到修养品德,反省的内容绝不会仅限于这三个方面。再说了,一个人也不会刻板到一生中每天都只反省这三个问题。


阿盛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脸颊依旧红润润的,像个熟透了的苹果。


尽管被他问出了一身冷汗,所答还不一定正确,但我仍然抑制不住地激动!阿盛能从关键词入手,联系整体的语境去思考,这是学习真正开窍的表现啊!多问、善问,这是不同生命融合,不同灵魂对话的前提啊!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力理论中,“内省”和“观察”是被纳入智力的范畴的,阿盛对很多专家、学者的共识、定论(“三”为“多次”的意思)产生质疑,不正是懂观察、会辨识、善内省(老师发问之前,他一定在内心问过自己多次了)的表现吗?这何止是智慧,更是难得的勇气啊!


说到勇气,我越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了。


在中国,自古及今,“善问”、“勇问”的嘉言懿行何曾蔚为大观,风行于天下?


早在两千多年前,连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都说:“君子欲讷于敏于行。”南宋后成书的蒙学教材《名贤集》这样训诫:“水深流去慢,贵人语话迟。”至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之类的生存哲学,更是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虽然其间也有“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等智慧声音不绝如缕的呼叫,但力量实在太微弱了!


在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统一行动的蛮横、专制时代,“善问”只能是“肉食者们”的专利。悲催的是,他们有这个专利却又不懂得开发、利用,于是善问基本上缺席了,因为所谓的草民、贱民不配思考,更不能随便发问。把人家问毛了,说你思想异端,蛊惑人心,弄得你身首异处,九族被诛,还问什么问呢?


现代社会的确好了很多!提倡民主、开放,也允许百家争鸣了!自由思考,大胆提问,本应蓬蓬勃勃,红红火火,可是由于奴性基因的顽固——总觉得专家、学者、老师的话千真万确,很体面,很风光,自己的思考是卑微的,弱小的,甚至很丢人的;面子思想的深重——提问会显示自己的无知,不问则会很好地掩护自己的软肋,不受嘲笑和伤害;对被灌输听课模式的依恋——你说我听,你令我练,死记硬背,做题不倦。加上很多老师非常虔诚而盲目的自信:教师是知识的强者,学生是知识的弱者,学生只能被引导着生长……


于是,学生原本敏锐而富有弹性的思维触角慢慢萎缩、钝化、僵硬了,再想提问,早已经力不从心了!


在这样的心理气候中,精神倘若没有强旺的活力,磅礴的能量,是谈不上主动生长的!只能被动生长,压抑生长,变态生长。久了,麻木了,适应了,反而会对一些新颖的思想加以抗拒、排斥,甚至打压和绞杀,于是有创造力的想法更不能随性、任情地生长了。善问、勇问充其量就只能龟缩为“地火”,在心灵的核心层的某个暗角无声地运行,有宽松的机会,探一下脑袋;没这机会,就老老实实地死灭。


阿盛很幸运,他善问的火苗终于被点燃了,且能堂堂正正地燃烧;我很欣慰,对善问的美德始终爱若珍宝,敬若神明,所以能感受到善问的光明和温暖!在这样的精神气场中,教学相长就不再是水中月,镜中花。阿盛被我启悟,在今后的日子里,可能会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进而越来越聪慧,自我潜能得以充分地开发;我则会被这些追问鞭策着,勤奋阅读,勇于思索,不懈写作,进而走向真正的扎实和渊博!


沉醉在阿盛问学所带来的喜悦中,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幼年苏轼那真诚而严肃的发问:“轼若为滂[①],母许之否乎?”这一问可以说奠定了他一生正直不阿的精神底色;成年苏格拉底大智若愚式的层层追问,问得对手理屈词穷,问得真理越来越明;还有子贡的不懈追问——很有意思,在《论语》一书中,他基本上是以问的面目出现的,如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或许正是源于这种天赋之善问,他成了政治曾任鲁、卫两国之相)、经济曾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学问(孔门十哲之一,为言语科中的杰出者军事(斡旋于齐、鲁、吴、越、晋等国之间,如同出入自家门口,谈笑之间,让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帝王、将军们俯首帖耳)中的奇才,名副其实的多栖人才,人中之绝品!


因此,善问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人智慧、勇气的生长,还有品德、情意、学问、能力等方面的整体生长啊!


 


 








[]范滂:东汉人,曾任汝阳太守属吏,因抑制豪强,反对宦官,33岁死于狱中。


 

经典,人生的护身符


经典,人生的护身符


——“与弟子书系列”之十二


汲安庆


将“经典”比作人生的护身符,这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新鲜体验。


七年前,当我将这话说给时为初二的中学生听时,他们一脸茫然,有的甚至还一脸坏笑:“老师,什么叫经典啊?”


也难怪,当时那些学生的父母,的确没有读过什么经典,但已富得流油,下辈子、下下辈子的钱都赚足了。倒是一些读过经典,也许读得还不少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正苦哈哈地为他们父母鞍前马后地效力,这群学生岂能相信经典的护佑作用呢?更何况,当时还有一种鄙视学习的风气,一些刻苦用功的学生常被笑为呆傻;有个别学科的老师痛心疾首地说:“教他们简直就像拿大锤砸自己的脑袋!”偌大的校园,腋下夹着一、两本书行走的,更是凤毛麟角。如此偏狭、功利,岂能指望他们明白:自己的父母尽管没有读过经典,但不一定没有间接地受到经典的影响!更别奢望让经典顺利进驻他们的心灵了!


遗弃经典的,必然遭到经典的遗弃。记得当时,那些学生多被视为暴发户的后代,学校则被一些眼光毒辣的人视为“垃圾收容站”,典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名副其实的富而不贵,毫无尊严与荣耀可言。


但现在就截然不同了。


你炫富,绝对会被视为低俗,十足的土鳖一个;你博览群书,则会获得真正的欣羡与尊重。特别是雅好读书的李人望、高通在不经意中先后摘得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厦门市中考状元桂冠后,学校的读书风气真的可以用翻天覆地一词来形容。在林荫道上、田径场边,供休憩的木凳、沙发上,甚至蒙蒙细雨中,看到学生手捧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的,再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教授、官员、大型企业的老总纷纷将孩子送来读书,人们开始用名校的眼光端详学校……


你瞧,个人与学校的形象之毁弃、重建与巍然矗立,竟然与读书,特别是读经典之书,有着隐秘的关联,这不正是经典的牧养与提升之功吗?


费尔巴哈说过:“人是他吃进去的东西。”不是吗?你吃进的是高雅文化,你就是一个高雅的人;你吃进的是粗鄙的文化,你一定是个粗鄙的人。书海浩瀚,唯有经典决定着你灵魂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进而影响你生命的质量!因为经典经过了漫长历史的淘洗,选择,被确证是极富营养和生命力的。都说人生活在历史中,经典就是斑斓的历史;都说文化是第二空气,经典正是永远清新的空气!


沈从文先生小学文化,最终却能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名震天下的文学大家;钱穆先生中学学历,最终却能成为令人仰之弥高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很多人将这种人生奇迹归因于他们个人的天赋、勤奋,还有当时开放、灵活,不拘一格的用人体制,独独忘记了经典的正向引领与塑造之功。要知道,经典才是推动人不断超越的正能量啊!


仅以钱穆先生为例。他生前一直主张现代中国人要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唯有这样,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更是这方面的典范。


对每一届学生,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表达这样的意思:和动物相比,人很弱小。鼻子没有狗灵敏,眼睛没有猫犀利,耳朵没有蝙蝠超能,力量没有豹子威猛,将人置身于野生的环境,真的弱小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如果手中有一把利刀,或一支冲锋枪,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你会立刻成为不可战胜的王者。这样说,当然不是教你读了经典后去屠戮动物,更不是引导你用战争思维对付同类,而是旗帜鲜明地强调经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你人生中用来抗拒各种艰险、灾难的利刀与冲锋枪,能为你增添无穷的自信、胆气与力量。


犹太民族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了!有近两千年的流浪史,到了近、现代,还不断地被驱逐、迫害。仅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就有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犹太人在欧洲2000年的文化历史沉淀几乎被彻底摧毁。但是,因为有虔诚的信仰,有对经典的疯魔痴狂的沉迷,犹太民族存亡继绝,一直是一个伟大而坚韧的存在!


有资料证实:每4500个犹太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以读书为乐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犹太人的血液,也使他们在人类长河中光芒四射。据统计,全世界共有800多人获诺贝尔奖,有犹太人血统的就占了近四分之一,而犹太人数量不到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三。


这不也是经典支撑与护佑的铁证么?


   


(注:本文为福建《海峡教育报》约稿。)

我们为什么不能抄作业


我们为什么不能抄作业


——与弟子书之十一


汲安庆


最近,不止一科的老师向我反映:有些学生抄作业好像上了瘾。这在初三,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岂止是麻烦,简直是恐怖!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羞愧和耻辱!抄作业本是一件很丢人,很无知,很荒唐的事情,根本无须证明,无须教育,无须提醒,为什么还会有人“乐此不疲”呢?


我们曾经嘲笑过鸵鸟的幼稚,被猎人追得急了,将脑袋一下子扎进沙堆,屁股撅在外面,以为危险就此消失,却被猎人轻松地从背后逮了个正着;我们对《吕氏春秋》中的那个掩耳盗铃的家伙也很不屑,自欺欺人到了近乎弱智的程度,不仅可笑,而且可鄙、可怜。殊不知,我们有些同学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


不错,比起那些堂而皇之地不做作业,还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学生来说,抄作业的行为中也的确能看出尚未完全泯灭的“责任意识”,“敬畏心理”。可是,用抄袭的方式蒙混老师,自我欺骗,拉着老师和自己一起做无用功,这种敷衍和糊弄,与商业中的造假行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当我们对商业中的造假义愤填膺,咬牙切齿,恨不得将那些人碎尸万段时,独独忽略了自己学习中的不折不扣的造假,这不是一样地可恶,可悲,可恨么?


作业是对所学知识的检测和巩固。如果怀了精品意识去对待,其实也是能开发潜能,缜密思维,活跃想象,宁静心情的。我的一个和香港影星曾志伟同名的学生,现在加拿大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就被称为“爱因斯坦二世”,他把每一次作业视作老师的聊天,很享受。别人以为苦不堪言的作业,在他那里竟成了智慧的分享,情感的交流,这是多么青春的态度,多么智慧的转换啊!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学不懂享受,不懂提升,反而将一些必要的作业视如负担,视如瘟神,将懦弱、虚伪的劣根一个劲地放大,这怎么能不叫人心痛如割呢?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作业至上者”。对盲目地信奉训练可以巩固知识,可以提升能力,进而变态地布置作业,戕害学生身心的行径,我是极度鄙视和痛恨的。但是面对适当的,合理的,助己发展的作业,也草率而麻木地应付,怎能不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


记得在《读者》上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澳大利亚籍留学生,因家中亲人病危,得迅速赶回,无法参加期末考试,他便从导师那里要了试卷,在飞机上考,并请空姐帮助监督,最后由空姐在信封上签字,寄给导师。空姐感叹:耶鲁大学的名牌,从这个学生中可见一斑。大学之大,不仅仅在于学术,还在于人格的伟岸!


不找任何借口,不进行任何投机,这才是真正的自律,源自责任的自律。学生作业,就如农民种地,工人生产,战士冲锋一样,是责无旁贷的职责。试想,你们的父母、老师,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像你们一样应付,甚至做假,他们还能挑起家庭的重担,负起教育的重任吗?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从天上到地下,只有两样东西是最灿烂的,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地上的道德律。”这话说得太好了!如果我们没有善用道德律,去规范、荡涤自己的怯懦、自私、懒惰和虚伪,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永远不会灿烂。


一位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籍学生,因为有一次逃票经历,毕业后不仅大公司不用他,甚至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司也不录用他。人家理由很简单: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历!人格有污点了,学历再高都是次品。


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进我们这所学校,很大程度上是看重这里的人脉。因为在这里读书的,将来很多人都会是商界的风云人物。这个人脉资源积累了,就成功了一大半。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孩子在人格上出了问题,人脉资源再丰富,对他来说都是零。


当下的社会,谁都不是傻子!你轻描淡写地抄袭,以为这是小事;以为只有你知,我知。可是,你能逃得了天眼,逃得了你灵魂深处的那双眼睛吗?更何况,提供作业给你抄袭的人,他会怎么想?真的是很哥们,或者说很有成就感吗?


我看不是。也许他很快就会颖悟:你很可怜,连这么点作业都懒得思考和攻克,这不是典型的纨绔作风,欺骗行径么?也许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想寻求他帮助或合作时,他会突然浮现你当初恬不知耻地抄袭的情景,一下子醒悟过来:对自己的事情都能糊弄,和我合作,能不耍我吗?


一旦他这样去思考,你再怎么慷慨激昂地大讲哥们义气,再怎么声情并茂地大谈同学情深,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注:本文为福建《海峡教育报》约稿。)


在规约中走向自由


在规约中走向自由


——与弟子书之十


汲安庆


据说学生中将我们学校比作美丽的鸟笼,或者美丽的监狱的人,很多、很多。


不能叫外卖,不能玩手机,不能留长发,不能抽烟、喝酒,不能男女生单独相处,不能迟到,不能缺课,不能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


大家一个劲想着这些禁忌或约束的压抑心情,扼杀人性,唯独没有抽身而出,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所谓的禁忌或者约束,真的到了惨不忍睹,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吗?看似冰冷的规定背后,是否真的没有一丝心灵关怀的余温?再进一步,如果没了这些规定,我们是否真的会拥有健康、幸福的自由?


如果觉得掺了地沟油的外卖离我们很远,玩手机玩得彻夜不眠,也能在次日上课精神抖擞,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也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那么请告诉我:我们到底凭借的是什么?


说不出道理来,却一厢情愿地生活在偏执、侥幸的臆想中,肯定不行。就像很多人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认定:死亡是别人的事,我身体很好,且深受上天之宠,会长生不老的。可是,这仅仅是你脆弱的自我空想、狂想罢了。你空想、狂想得很起劲,但却无法阻止衰老,死亡的规律。


倘若自由一定要以身体的伤残,成绩的下降,别人的鄙夷来警醒,那么这些代价也太昂贵、太令人心痛了!


记得教台湾作家琦君的《春酒》一文时,我们涉及过此类话题。


琦君在她的散文中饶有兴趣地回忆了家乡的迎神拜佛这一习俗。大年初一至初五,大人是不许她在大厅、厨房里撞来撞去的;蒸糕的时候,不许她将脚搁在灶孔边;吃东西时不许随便抓,因为许多都是要先供佛与祖先的;说话更要小心,要多讨吉利。如此多的禁忌,琦君小的时候觉得很受束缚,但是成年之后,特别是到异国他乡生活后,她竟然一下子发现了家乡习俗中诸种禁忌的醇厚和温馨。


不是吗?那些禁忌看似不近人情,体现的却是民间祈求平安、吉祥的心声,这种心声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了民俗中最靓丽的风景线。


而这种靓丽恰恰是借助约束来完成的!


倘若没有记错的话,《新概念英语》第二册里提到过英格兰拳击的历史。起初,拳击是没有任何约束的,赤手空拳地PK,所以常常导致参与者伤残或死亡。直到19世纪,一位叫马奎斯昆斯伯雷的伯爵发明了一套比赛规则,比如使用拳套,3分钟一回合,回合之间休息60秒钟,24英尺的方形围栏,击倒后10秒钟的数秒规则等,这才使野蛮的格斗走向了文明的竞技。


怎么样,看上去繁琐、麻烦的规定,却蕴含了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的温情!


这段时间,我重读了西方文学史,对古希腊文学,印象尤深。大地之神盖娅竟然是和自己的儿子天神乌拉诺斯结合的,生出了十二个提坦巨神,六男六女。这些巨神又彼此结合,生出了日月星辰。乌拉诺斯是第一个统治宇宙的天神,但后来被他和盖娅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了。克洛诺斯与他的妹妹瑞亚结合,又生了六个儿女。因为担心被孩子推翻,他竟然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地吞进了肚子。只有最小的儿子宙斯被母亲瑞亚藏了起来,后来宙斯又推翻了克洛诺斯!


这些神话虽然不能当真,但是却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远古社会人吃人和杂婚制的野蛮习俗,父子相残、逐父娶母在那个时代竟然成了常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吃人被当作兽行,已经彻底摒弃了。杂婚制也慢慢转向了一夫多妻制,再发展成为现在的一夫一妻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血缘内的婚姻也随之被禁止。


发现了没有?不断升级的婚姻约束,最终将人类从野兽中分离了出来,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和生命尊严!


这样论证,并非宣告:我是个禁忌或约束的狂热崇拜者。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我们不需要盲目地夸大任何一方,也不应该对某一方视而不见,更不应该将其中的某一方面,不假思索地一棍子打死。


我坚决反对不近人情,戕害人性的各种规定,但是对助人成长,促进生命不断升华的规约,却是心存敬意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没有一定的纪律约束,何来真正的自由?


大字不识几个,也无一技之长的乞丐,却嚷嚷着要像中央首长一样自由地乘专机,出国访问,可能吗?独自在家里刷牙,穿个小裤衩,或者裸体,都无所谓,但是你要以这样的形象跑到教室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可以吗?在篮球场上,你无视三步上篮的规定,抢到篮球后,抱着它疯狂地跑到篮筐下投,可行吗?


舞蹈是在一定的规约中走向美丽的,诗词是一定的规约中走向艺术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一定的规约中走向真正的自由的!


 


 (注:本文为福建《海峡教育报》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