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否,语言悄然背叛了你


曾记否,语言悄然背叛了你


——从“总让别人替你擦屁股”说开去


汲安庆


故事来源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


因为是新班主任,且刚直不阿,见本班的女生小C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课桌“打扮”得如猪窝一般杂乱,不禁怒从心头起,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你怎么这么不自觉,总让别人替你擦屁股!”美女老师说的别人主要指男生小J


全班立刻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般的哄笑。


C“啪”地一拍桌子,震落了好几张试卷,笔记本、课本也滚石一般往下落,她尖着嗓门吼了起来:“我喜欢,要你管嘞!”


J翘起了二郎腿,双手抱胸,带着挑衅的口吻,不紧不慢地说:“老师,帮助别人也有错啊?”


“嘿嘿,擦屁股。”不知哪位调皮鬼回味似的重复了一句,教室里再次爆笑如雷,有的干脆吹起了口哨。


美女老师一下子涨红了脸,不争气的眼泪已经涨满了眼眶……


满腔美意却招来了一片敌意和讪笑,美女老师不知道,其中的罪魁祸首正是她情急之下说出的那句话。


首先,这句话实在太缺乏美感。美感缺乏的现象,课堂教学中多了去了!死气沉沉的教学节奏,离开教参、答案,就立刻失语的荒唐,将文本大卸八块的冷漠……无不散射着腐朽、丑陋的气息,说审美疲劳都抬举了老师。可是擦屁股的细节不同,每个人都经历过。特别是小时候,刚刚方便完,高撅着屁股,等大人来擦的情景,谁不记忆犹新?现在里面的主人公突然被美女老师置换成一对少男少女,年龄距离的陡然扯平,本来习以为常的场景因“陌生化”而一下子变得坚挺起来,“卡通”起来,怎能不惹人发笑呢?更为糟糕的是,这句话不是寻常的语言符号,而是携带了意义的特传神的“准艺术符号”了,所以很容易点燃每一个人的记忆、想象、情感和思维的火星,扑灭极难!既然是趋向艺术性的符号,跳跃的本质还会使人将里面被擦屁股的主人公置换成别人,特别是美女老师,这就更加戏剧化了。脑白金的广告,无论人物造型,还是唱腔,都缺乏美感,被人称为“恶俗”,但是却钉子一样扎进每个人的脑海,美女老师迷人的外貌与不雅的言语构成强烈的反差,本想当头棒喝,遏止女生不良习惯的延伸,不曾想却在别的向度上刺激了每个学生的想象。因此,课堂失控几乎是必然的。


美感缺失的同时,爱意也在悄然流失。想想看,一个正处于花季的少女还要别人帮着擦屁股,不是痴呆儿,就是半身不遂啊。这不是明显地在损人吗?尽管美女老师也可以像别的老师一样,声泪俱下,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为你好啊”,或者申辩“这里用的是比喻义啊,你咋就不开窍呢”,但是她已经无法阻止学生在该句的原始义上打转转,这句片段式的“经典”一丑遮百俊,抑制了原先所有的教育刺激,比一些老师课堂上引上一两句关于他人的笑话作为调料,或者靠谩骂与恐吓来激活课堂的所谓技巧强多了——这是指向在场的人物,具有无比猛烈的真实感,且共同关注的“气场”已经产生,她除了像蜘蛛网上的昆虫挣扎两下,已经无法可想了。况且一定要较真,这也不绝对就是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表现,很多伟大人物不也乱中有序吗?比如贝多芬的工作室杂乱无章,王安石更猛,不修边幅,邋里邋遢,胡子丛里还成了虱子的家园呢!女孩的反抗,男孩的声援,显然带有维护尊严的本能冲动。


毫不客气地说,美女老师说这句话也是缺乏个性的表现。语言缺乏个性,叶圣陶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两脚书橱”、“人形鹦鹉”,在我看来,如同言语表达上严重的小儿麻痹,是一种表现上的残疾,不靠拐杖已经无法进行了。从表面上看,这句俗语似乎很生动,被表达得也很痛快,可是这生动、痛快是属于别人的,比如泼辣的妇女、粗口的汉子,你一个平时文文静静的大姑娘,现在突然来上这么一句有违淑女形象的话语,无异于东施效颦,不自毁形象才怪!遗憾的是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不加思考的拿来主义,匍匐在传统教育巨型话语面前的奴性主义,已经使原创力严重阳痿,解决问题格外低效,师生矛盾激烈冲突,成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却还一个劲地大叫“世风日下,学生越来越不好教了”!


同样的,给你安个尾巴可以放在猪圈里,也是一句很生动,很痛快的话语,某地的不少老师还沾沾自喜地将之视为攻击刺头学生的利器,可一位同样性行淑均的女教师从来不用。据说接手班主任之后,她也遇到了一个屡教不改的学生:上课总是迟到。经过一番思考,她想出来的办法是:带着那孩子到学校对面吃拉面,并让孩子问那拉面的老太太一个问题:你每天几点起床拉面?老太太说:五点钟。”“啊?天天如此吗?孩子惊讶极了。是啊,多冷的天也是五点起来,我得和面啊!老太太非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刺激,更无宣泄,只是巧借别人之口,便顺利地避免了冲突,根治了学生的心灵顽疾。打那以后,那个孩子再也没有迟到过。


这种融合了爱意与创意的个性,迥然相异于冰冷的教育套路,以及霸王硬上弓式的说教,不仅有效规避了潜在的冲突,而且还使言语双方同时沐浴在人性的温馨与幸福之中,老师想不赢得学生的尊重都难。想让语言返魅,先让你的人格返魅!


说到个性化的言语创意,不能不提到虑及他人的情怀。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可是很管用。在教育教学中,多想想“我这样讲,别人是否会轻松、快乐”,言语的质量和魅力肯定会随之上升,和别人的情感沟通,生命融合也就会显得相对容易。比如,同样是感受花木兰的人格魅力,一般的老师都会在“勤劳善良、骁勇善战、淡泊名利、行事麻利”等框框中转悠,可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女孩却能体悟到木兰牺牲青春、牺牲情爱,在孤独中,在凶险中不断超越的艰辛。同是感悟老王的善良,一位老师从全文的“送”字入手,引导学生观察老王的人生轨迹:送货、送人、送客、送鸡蛋、送香油,唯独没有送自己;而另一位老师则从作者杨绛的“同情”入手,和学生一起讨论,寻觅出“常规的同情——敬意的同情——神圣的同情”这根情感线索,从侧面细腻而真切地感受到老王内心世界的平凡与伟大。可以说,缺乏虑及他人的情怀,仅靠教参或别人指点的几条结论,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思维惯性,是无法如此真切地触摸人物的心灵律动的。这里,虑及他人的情怀,不仅成了丰富教师自我情感世界的门径,而且还为之提供了一个看待他人心灵世界的新视角。美女教师责任至上,可学生却不买她的帐,主要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苏霍姆林斯基在其著作《教育的艺术》中这样说到:“教师的言语——是一种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说话的艺术,同人心交流的艺术。”同人心交流,自然要找到交流双方的心灵契合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甚至连说的都不是自己的,那么教育教学的低效或无效,铁定的魔鬼一般相随。一位男青年教师在上《诗经.关雎》一课时,抓住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两个“点”向学生发问:在诗经时代,教育只属于奴隶主,平民百姓是是无法享受的,更别说拥有琴瑟、钟鼓之类的高档乐器了,但是《关雎》一诗中的男子为什么在追求心爱的女孩子无法如愿的时候,还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呢?学生经过交流,很快明白:这是男主人公的一种梦想,或者潜意识中的一种幻象。教师大加赞赏,并趁机追问,假如生活中,你追求不到女孩子,会怎么做?当学生有的说放弃,另找别人;有的说坚持,力争让对方回心转意时,这位教师顺势点拨:这位痴情男子,对心上人求而不得,始终没有另觅芳草,或者心生怨恨,恶语相向,更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那种深入骨髓的真诚与善良,令人肃然起敬。和当下游戏爱情,买卖爱情的男子相比,《关雎》中男子人性中的神性光辉特别明显和动人!学生被深深地打动了,或颔首、或沉思,一个个神情纯真,目光清澈,令在场的听课老师感动不已。上文中提及的美女老师恰恰是没有找到和女生小C的心灵契合点!小C课桌的混乱是习惯使然,还是想“炒作”,在整齐的教室引起注意,或者“挑战”一下自我,拼拼乱中取胜的几率,再或是故意整乱,以此享受男生小J的服务,一切都不得而知,却贸然定性,严加声讨,怎能不引起反抗呢?


也许有人会说,对习惯差生不能一味迁就,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斗智斗勇”,所以美女老师只要坚持“斗争的一贯性”,女生C以后绝对是不敢发飙的。可是,靠威权,或者机心、武力相压,求得的只能是一时的沉默。沉默不是认同,而是在积累仇恨、蔑视、反抗的能量,以期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再度爆发。很多“严师”痛骂学生忘恩负义,考上大学连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也不给,不正是长期言语暴力造成的苦果吗?孟子说: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教育专家说:“用天使的眼睛看学生,学生就是天使;用魔鬼的眼睛看学生,学生就是魔鬼。”可是,我们一些精明过头的老师却强调和学生斗争,注重征服,这种敌我双方的心态,又怎能求得学生对你感恩戴德,魂萦梦牵呢?


语言的悄然背叛,你警觉了吗?


 


 


(注:本文为新作,欢迎选用。)


 

乐,还是不乐

乐,还是不乐


——就《醉翁亭记》的情感内质与西渡先生商榷


汲安庆


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情感内质是乐,还是不乐,西渡先生赞同后者。


2010年第2期《语文学习》上,西渡先生撰文道:文中虽也写到“太守之乐其乐”、“醉能同其乐”,那不过是顺笔写到,并非文章重心。文章的重心,正如标题所表明的,乃在一“醉”字。文中处处写乐,而处处出以“醉”字。如果作者真的快乐,又何必求醉?求醉者,所以消愁者也。则写乐是假,写“醉”是真,其实写“醉”也不是真,写不乐、不适才是真。欧阳修这篇文章正是写于范仲淹等遭谗去职,欧阳修上疏为之分辩而贬知滁州,内心抑郁之时。文章的题旨乃在排遣作者内心的寂寞不平,而决非写什么“与民同乐”。文章写乐,写“乐其乐”、“同其乐”,都是障眼法。《醉翁亭记》为历来古文选本的必选之文,关于文章题旨的说明各家或有小异,但说其意在“与民同乐”,则绝无仅有。


对持“情感内质为乐说”的教师,西渡先生很“愕然”,认为他们有“一种错位的思维在作怪”,“把语文课当成了思想品德课、道德教育课,预先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在脑子里,凡课文均须有重大、正确、积极的主题不可,本来没有,就强为之‘升华’”。


读罢此文,我很困惑,也很“愕然”,欧阳修明明写乐,西渡先生为什么一个劲地加以否认呢?


欧阳修是个“景痴”,滁州的朝暮、四季景象,他看不够,也看不厌,还喜滋滋地告诉别人:“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带着这样细腻、精微而又潇洒、大气的审美眼光,前呼后拥、或歌或歇的滁州百姓是一景,和他在一起没大没小,游戏、喝酒,“起坐而喧哗”的宾客也是一景,在阴翳的树林里“鸣声上下”的禽鸟更是一景。民众以跟随太守游玩而快乐,太守却以他们的快乐为乐。更加令他陶醉,并一个劲地偷着乐的是,他醉了能和朋友们一起疯乐,清醒时还能用文字将快乐定格下来,一个亲切、随和、乐观、智慧而又不失顽皮的老人形象呼之欲出,哪里有一点“寂寞不平”的迹象呢?“乐”在文中如同太阳一样照遍了各个角落,不仅成了作者情感的标识、旋律,而且成了弥漫全篇的氛围,统摄全篇的魂魄,凭什么死死咬定它“并非文章重心”呢?


是的,欧阳修确实喝酒了,且喝醉了,但这绝不能断定他一定是借酒消愁。刚步入仕途,在洛阳做推官时,他和张先、富弼、梅尧臣等人经常喝酒胡闹。即使到了晚年,他也未曾离开过醇酒。对于滁州的饮酒作乐,欧阳修在文中白纸黑字地写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是借酒抒“山水之乐”,而不是借酒消愁啊。难道仅凭他“遭谗去职”,“贬知滁州”的经历,就要将寂寞不平”的帽子套在他的头上?这是否也是“一种思维惯性”在作祟呢?


不错,遭谗去职,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心中的抱负难以施展,是人,确实都容易“寂寞不平”,容易“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甚至“举杯消愁”,或者“我舞影零乱”,但这对欧阳修却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将困苦和灾难酿造出快乐的本领。


《醉翁亭记》诞生后的第二年(公元1047年),欧阳修致信梅尧臣:“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邦有以也。”为学、为政有乐,山水琴酒有乐,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化作了他快乐的源泉。这样一个以赤子胸怀投入生活的人,写文章需要用 “障眼法”吗?


晚年,欧阳修退于颍水之上,既老而衰且病,但他依然没有忘却快乐,将“醉翁”更号为“六一居士”,即以一翁,老于五物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之间,并旗帜鲜明地宣布“聊以志吾之乐尔


联系历史,以及欧阳修的行事作风,他恰恰是极其反感“障眼法”的,比如他曾豪气冲天地作《百官图》,将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的权利网络直接抖落出来,没有丝毫的忌讳;即使当年只是一个毛头小子,面对已经名闻遐迩的梅尧臣,他也敢牛气十足地说出“你是贾岛,我是韩愈”的狂话,搞得梅尧臣差点和他动粗。一个直率、狂妄、勇猛、自信到这个份上的人,还犯得着要压抑性情,隐约其辞吗?


西渡先生对“与民同乐”说很不以为然, 因为历来古文选本没有说到“与民同乐”。对此,我依然不能苟同。体验、认知、批评,不是说不要参照、消化他人的见解,但更应忠于文本,忠于自我的体验,忠于客观事实。


欧阳修坦言自己在滁州“为政期年,粗有所成”。“成”到什么地步,史料是有记载的。比如他兴修水利,建设城市的排水系统,上表朝廷削减赋税,整顿不良官吏,赢得了老百姓的感激和爱戴,他经常去的丰乐亭、醉翁亭,也成了滁人的游览胜地,甚至有不少妇女、后生,单为一睹太守的醉颜,相约走几十里山路,“亭前伫望,良久不去”。试问,当下除了一些当红影星、歌星受到如此礼遇,地方官又有谁享能受到这样的热捧呢?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种盛大的景观,不仅是对当时情景的写真,更是欧阳修自豪、幸福之情的自然流露。还有自备酒菜,在醉翁亭狂欢的场面,哪里有一点点主从等级,或者分宾主落座的痕迹,完全是率意而为,不分彼此,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这不算“与民同乐”又算什么什么呢?


如果硬要说这些现象都是“抑郁”的表现,我很奇怪:爱戴他的百姓怎么没看出来?视他为兄长,和他在一起游戏、饮酒的同事怎么没看出来?如果硬要说这些现象是“抑郁”的表现,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独自一人面对山水,或者独自一人依红偎翠,吞吐自己的愁苦呢?


可以对天起誓:我没有主题先行,也没有强为升华,读《醉翁亭记》,我情不自禁地就想到颜回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贫穷无法遏制颜回的快乐,贬谪同样无法摧毁欧阳修的快乐。他是一个既能活在现实,又能活在别处的阳光文人,一个既能融入苦难,又能出得苦难,且能点化苦难的幽默、神奇的老头!


作家刘小川对欧阳修寄情山水有这样一段评价:“入则仕,退则山水。退,又是一种能力,能退之人,妩媚的山水敞开酥胸接纳他。不能退的倒霉蛋,你即使把他放到云蒸霞蔚的峨眉仙山,他照样愁眉苦脸,因为他忍不住还要盘算。”欧阳修显然不是倒霉蛋,犯不着愁眉苦脸。但他也绝不是退回山水,而是自觉地融入山水。干什么?汲取天地精华,驰骋自我性情,为自己的诗意开道,为自己的快乐张本!


(注:本文发表于2010年9月14日《语文报》(教师版)。)

虚实相生的魅力

虚实相生的魅力


汲安庆


相对于“立象以尽意”,“虚实相生”可以说是超越“言不尽意”这一写作苦恼的另一法门。


“虚实相生”本来是指诗歌意境的结构特征。虚境指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的空间,虚境通过实境来实现,实境要在虚境的统摄下来加工。但是,这一美学原则同样可以应用到小说、散文等文体的写作中,充分彰显其独特的魅力。


一、使景物形神兼备


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臂地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壤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回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老舍《济南的冬天》)


本段中,作者对青松、山尖、小草、薄雪色彩的精微描摹是实写,在此基础上滋生的联想、想象、体验,如看护妇、银边、花衣、肌肤、害了羞等意境,则为虚写。这种虚实相生的描写,不仅再现了小雪中济南的祥和与美丽,而且还凸显了济南婉约、青春的神韵。令人叫绝的是无论虚写,还是实写,都是被作者统摄在一个文静而不失俏皮,羞涩而不失浪漫的看护妇形象之中的。倘若只注意实写,景物容易显得板滞;只注意虚写,又会给人虚空的感觉。两者结合,相互生发,则会使景物“皆着我之色”,显得充实、灵动,曼妙多姿。


二、使情感饱满有力


著名作家冯骥才有一篇小说叫《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因为身高、长相反差太大(女人高男人十七厘米,女人干瘦,男人饱满),受尽了街坊邻居的嘲笑和窥探。文革期间,他们的奇异组合受到了以裁缝老婆(当时升为“治保主任”)为首的一群人的审问和威胁,家中还遭到“撬开地板,揿掉墙皮”的命运。但是这对夫妻始终没有妥协,一直相濡以沫。虽然多年后矮丈夫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被发给他了”,但是妻子却被凄苦的生活夺取了生命。心灰意冷的矮丈夫没有续弦,一直寡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伴。


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象有长长一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这一处虚写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凝聚了极为强烈的情感能量!那一块长长的空间,在别人眼里似乎是空空的,可是在矮丈夫的心中,却仍是心爱的妻子所占据了的!几年过去了,这种习惯没有变,对妻子的思念也没有变。把虚幻当真实,不是情到深处,是不会有这种同样“怪异”的习惯的。男人对失去妻子的哀痛,对残酷命运的愤懑,对人情冷暖的悲辛,通过这个动作造型,还有人们的感觉,一下子拉得很长,很长,让人心痛,让人落泪。


三、使性格更加鲜明


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罗贯中《三国演义》)


本段中,正面描写时为刘备弓手的关羽为实,侧面描写董卓的大将华雄,还有各路诸侯为虚。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正面铺叙关羽如何神勇,却先写华雄如何凶猛,再详写众诸侯的怀疑、紧张,一下子开掘了读者想象、体验、思维的潜能,使得战场上厮杀的险恶、激烈,立刻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同时,各类登场人物的性格也在这充满张力的气氛中得到了不露声色的体现,而关羽的强悍则在这种错综的人物关系网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这种描写,与诗歌《陌上桑》中对众人见了罗敷之后的“著帩头”、“忘其犁”、“忘其锄”等行为的刻画,以烘托罗敷惊人的美艳,是异曲同工的。倘若一路撂着实写,不求虚实相济,变成俗笔、死笔几乎是铁定的!


四、使思想深邃绵邈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这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我”对“希望”的思索。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已经彻底消逝了儿时故乡中的梦幻色彩,现实故乡中的萧条景象,还有人物形象的巨大蜕变:闰土已经由机灵活泼、英武逼人的少年英雄变成寡言少语,木讷忍从的木偶人;杨二嫂已经由端庄贤淑的“豆腐西施”变成尖酸刻薄的世俗女人,“我”的思想因之发生了痛苦的裂变:希望不是闰土心目中的神像,也不是自己手制的偶像。人的生活不应像闰土那样辛苦麻木,不能像别人辛苦恣睢,但也不是像自己这样辛苦辗转,到底像什么?虽然还不清楚,但是绝对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像一条无中生有的崭新的道路,走的人多了,便也形成了路!这种凝聚着作者深刻人生体验的思索,属于虚写,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但是这种点睛之笔恰恰是在对故乡景色、人物沧桑巨变的精描细绘(实写)中结晶而出的,理所当然地显示出一种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和冲击力。


(注:本文发表于2010年7月5日出版的《中学语文报》。)

不可救药的赌性

不可救药的赌性


——《范进中举》一文中几类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


汲安庆


这里所说的“赌性”是指为了实现一己之目的,而采取冒险、投机、碰运气等各种行径的人格特征。《范进中举》一文中的几类人物便具有了这种特征,只不过表现方式,表现强度各有不同罢了。


范进的赌性和他的人生信条简直就是合二为一的。从20岁开始应考,一直到54岁考中举人,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挺过了35年中的一切窘迫、无奈、屈辱和悲辛。


先说吃吧。小说中写他去城里乡试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出榜那天,他母亲已经“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才叫范进去集上卖鸡换米。这种惨绝人寰,足以摧毁人生存意志的贫穷,从胡屠户训范进的话中也可以见出:“(女儿)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貌似夸张的背后,其实是深入骨髓的写实!不过,范进全挨过来了!身为人子,对自己白发亲娘濒临死亡的饥饿竟然无动于衷,或者有所发现,却一筹莫展——卖鸡的措施根本不是他的敏感发现,而是奄奄一息的老母亲的提醒;身为士子,面对老丈人毫不留情的讽刺,既没有像别的乡邻一样分出一点心思用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也没有转念于从商,或者从医,力争养家糊口,甚至连胡屠户设计的找个教书的地方,每年“寻几两银子”的生存之道,也只是恭顺听讲,坚决不从。但是,这种令人发指的麻木和愚蠢背后却有着对科举考试的狂热坚守,这成了他超越穷困的不竭动力!


再看看穿。小说描写范进一出场,写他穿着麻布的直裰,头戴破毡帽。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上旬了,他却穿着很薄的单衣,所以被冻得乞乞缩缩的,非常猥琐、非常寒碜。特别是那破破烂烂的衣服,进入考场以后,因为年纪大了,走路又不小心,磕磕碰碰的,把破衣服又扯破了几块,可以说到了不忍目睹的地步。作为一名读书人,在公共场合,以如此“尊容”亮相,是颇需勇气的。孔乙己虽然穿得“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但毕竟有些底气,有点清高,因为他穿的是象征士人身份的长衫。范进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他的装扮和逃荒的农民,寒酸的乞丐已经并无二致,但是他已经无力或无心在意。为什么呢?他将所有的希望全“押”在一次又一次的惯性科举考试上了。这种超出界外的功力,和当年缊袍敝衣地处穿着华丽,烨然若神人的同舍生中间,却毫无慕艳意的宋濂几乎不相伯仲,只不过人生的境界天地悬殊而已!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对精神人格被戏弄与虐待的习以为常。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范进中举的消息传来,一位邻居飞奔到集上,通知范进: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面对如此巨大的喜讯,范进是“装不听见”。被逼急了,他又脱口而出“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透过这种条件反射,却警惕性特高的回应,我们不难想象: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他该遭遇了多少诸如此类的“玩笑”!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心高气傲的读书人受到引车卖浆之徒,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捉弄,这种看似游戏的行径实际上是对人极其残酷的精神蹂躏,但是范进也习惯了。


还有他那成为别人谈资或笑料的尴尬婚姻。胡屠户在为自己女婿中举而得意忘形时曾自曝女儿长到三十多岁才出嫁。范进进学时是54岁,胡屠户还奚落过他:“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倘若我们将这十几年定位成14年,那么便可得出范进是四十岁结婚的论断。即使定到上限19年,范进结婚也到了35岁。四十左右的单身,即使文明如当下,也已经成了十足的令人侧目的剩男、剩女,饱受“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的质疑,更何况人的平均寿命不足30岁的十八世纪!不难想象,范进在当时要经受多少这样怀疑、好奇、讥讽目光的扫射,说他被当猴耍,当神经病看待,恐怕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范进倔强地走过来了!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现代人的“忧郁症”(Blackdog),甚至畏败自杀。深陷绝境,他靠着内心一股可怕的力量木然前行,而这种力量正是对科举乌托邦的顽固崇拜,以及由此滋生的以生命作赌注,在科举这张赌桌上无法自拔的赌性——事实上他也只有自己的生命时光可以算作“赌资”了!清代有句谚语,《儒林外史》中也写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这是一种社会常识,连寻常百姓都知道,信奉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车如簇的士人对此不能不体验犹深,深解其味,范进则是将这一社会认知化为终极信仰,且汲汲追求的忠实信徒和赌徒。


他赌赢了!中举当天,即收获了邻居的鸡、鸡蛋、白米、白酒,还有张乡绅的50两银子,以及三进三间的豪宅。从胡屠户的嘴里,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书先生一年可以得到“几两银子”,现在凭空获得50两,相当于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薪金,可谓一举暴富!更何况,在后来的日子里,送田产的、送店房的,自愿降身为仆的,不绝如缕!


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赢”更可悲,更可怜,甚于他的“输”。首先是他的喜极而“痴”: 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报录人、众乡邻、范母,包括后代的研究学者,都认为这是范进发疯的行为。但是联系范进在《儒林外史》中的所有表现,我们觉得将之定位成发痴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如果真正发疯,一个巴掌无论怎样凶狠,也是救治不了的。更何况从范进行走的路线集市、寺庙来看,范进的无意识中分明有一个清晰的旨归:到这些人群聚集地宣告自己的喜讯!“发疯”成了一种“掩体”,一种具有掩饰作用的信码系统,是他赌赢后暂时进入迷狂状态的表征。胡屠户一记响亮的耳光充其量只起到了让范进从迷狂的幻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作用!


不难看出,这一出无疑是他倾泄真性情的巅峰时刻,也是他赌性释放的极致时刻。30多年的责骂、嘲讽、白眼、戏弄,30多年一次又一次绝望的打击,压抑在心中的卑微、懦弱、敏感、屈辱再也不需要承受了,不需要隐忍了!什么士人形象,什么饥饿母亲,什么报录人,什么众乡邻,统统地见鬼去吧!赌赢了巨大喜悦像烈酒一样迅速麻醉了那坚韧而理性的神经,他唯一能记得、也唯一能说得的就是:中了!中了!于是,他去集市宣告,去寺庙宣告,却又“如在梦里一般”。作家吴敬梓对那种似梦、似醉、似疯的精神状态,还有范进忘记周围一切却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朝热闹区走的神奇本能的举重若轻的描写,将一个科举赌徒的灵魂刻画到了令人惊悚的地步。


还有范进中举当天即表现出来的世故。当张乡绅和他攀“世弟兄”关系的时候,范进立刻顺水推舟:“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张乡绅赠房,范进还知道推辞,而后来接受源源不断的“馈赠”,则非常自然了。不但自然,还主动出击,到别人那里蹭饭、蹭钱,已经颇为圆滑了。一个连中秀才、举人的读书人,却连苏轼是谁也不知道的知识界低能儿,实在是对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极大讽刺。梁启超曾抨击科举教育是“奖励偏见,奖励虚伪的教育”,这种弊端在范进身上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有人说范进的才学是关于科举考试的,但是他的考场作文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生员考试中,由于范进早早地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周进闲来无事,把他的卷子共看了三遍:看了第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看了第二遍,觉得有些意思。看罢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立即录取为第一名。怎样的“一字一珠”,我们无法知晓,但是主考官第一次阅读竟然一头雾水,不是诘屈聱牙,便只能是狗屁不通。然而这种文章竟然名列第一,不是主考官周进的意念努力,情感移位(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又是什么呢!难道以前的30多位主考官真的都是糊涂试官?胡屠户的结论“烂忠厚没用”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和余华笔下的许三观比,范进的坚忍可谓更加庸俗。许三观的为活而活,虽然缺乏“远大理想”的支撑,体现人身上的动物性多了一些,范进将考而优则仕的信条植入脑海,人性的东西是增多了,但是相较于许三观的本色、朴素,范进身上的浊气、俗气显然更重,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形机器而已。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在这块大地之上。”范进赌徒式的劳绩是有了,但是诗意全无,有的只是让自己当下能生存,将来能很好生存的物欲。这种化入心理和生理结构的赌性,使他和势利、市侩的农民、商贩,在本质上已经没有什么两样。赌性使他鬼使神差地在名利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却使他灵魂的救赎永远成为泡影。同是对生命的执着,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的主人公显得那样伟岸,那样健康,那样刚毅,而范进却显得那样猥琐,那样病态,那样虚弱,其散发出来衰气、朽气,不能不让人想到那是科举文明盛极而衰后的死亡气息!相对于前辈优秀士人,范进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没有“了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生命豪情,甚至连“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或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人之常情也难觅踪影了。如果非要说范进也有一个彼岸世界的话,那绝不是唯美、崇高的精神家园,而是一个由科举制度建构起来的名利乐土,令他可以寄生、享受的七宝楼台!


张乡绅的赌性是借赠银、赠房的“善举”体现出来的。数十年来,他和范进同在一乡,却从未谋面,理由是“无缘”。范进一中举,他立刻“有缘”了,且出手异常阔绰,理由是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貌似文雅的言辞透出的是一股说不尽的肉麻和虚伪。


张乡绅赌博的幌子是“贺仪”,隐蔽得非常自然而老到。对于范进来说,获得如此的泼天富贵,张乡绅显然是其生命中的贵人、恩人。按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他理所当然地要回馈。文中交待张乡绅“做过一任知县”,史载:明清时全国所有的州县长官都由朝廷吏部选派,每3年任期届满,他们便要回到京师报到,根据其政绩,再次参加铨选,奔赴新的任所。仅仅做过一任知县,出席一次庆贺仪式,便不动声色地赠房、赠银,胡屠户对此说得一针见血: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那么,我们用脚趾头都能思索出来:张乡绅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巨贪”!他赠与范进的所谓大额财富,充其量只是他家财富的冰山一角!如果照此推断,范进变成第二个张乡绅后,对他的酬谢应该不会在此次“贺仪“之下。毕竟,人要脸,树要皮嘛!如此一来,和范进的相见,实际上就成了张乡绅一次习惯性的,非常体面而又早有预谋的赌博,目的非常明显:让范进成为他张乡绅仕途(财路)的延续!


根据明清的制度,考中举人只是获得做官(县官、县太爷)的资格,而这种官职的职位全国每年仅有40130个,能做成官的概率很低,所以风险性极大。张乡绅之所以敢于冒这次“险”,仅是因为“小赌”小玩——《儒林外史》中写因母亲去世,范进花去家中钱财特地向张乡绅暗示时,张乡绅便和范进耍了个“太极”,将范进推到汤知县那里去了。由此可见,张乡绅的赌和投资、投机、拉关系已经不露声色地混在一起,进入“化境”了!科举制度本是为了选拔人才,对国家机器起着维护、更新、推动、完善的作用,不曾想却陷入了考察、选拔与阻碍、破坏的轮回。范进、张乡绅等知识分子本是清朝统治者以科举考试为利禄圈套中的牺牲品,但他们因之而滋生的赌性和寄生性,反过来又加速了国家机器的老化和朽化,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胡屠户的赌性在文中主要表现有两处:一处是嫁女儿,一处是范进中举后的道喜。虽然胡屠户的女儿属于嫁不出去的“老剩女”,但是胡屠户在替其选择夫婿时依然是有所考虑的,这可以从范进考中秀才的当天,他对范进所说的话中见出。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说自己倒运,显然当初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的,将女儿交给一个读书人,说不定哪天发了也未可知,但是这种幻想随着范进的一年年科举考试失败而破灭,所以他的怨气、怒气、鄙夷不屑之气也在一年年地累积,此时的释放完全是一个赌徒失败后的形象的心理写真!


至于范进中举后的道喜,胡屠户的赌性更其明显了。离开范家前,他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胡屠户贺喜的礼物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他的儿子心疼,胡屠户却“慷慨解囊”,不是他突然良心发现,而是觉得“奇货可居”,绝对划算的。胡屠户可不是傻蛋,十多年来,女儿家“每日小菜饭”,“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作为一个宰猪的商贩,他没有奉献分毫即是铁证。这一次,他之所以下大本钱,是因为他觉得如今的范进已经不同往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他这样做可以博得范进的好感,“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商贩的投机,赌徒的判断,跃然纸上!


众乡邻的赌性很耐人寻味。范进去集市卖鸡,一位乡邻告诉他中举的喜讯,范进不信。那位乡邻“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那是一只救命的鸡,范进很清楚,邻居也知道,但是两人都没有带走鸡。范进或许是被邻居强拉,没机会捡起鸡,而邻居肯定是不屑于那只鸡。中举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胡屠户知道,乡邻当然也知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只鸡又算得了什么呢?情急之中的这个无意识动作,反映的却是内涵异常丰富的“经济文章”。


老太太面对儿子的突然发疯不知所措,众乡邻一边安慰,一边已经派人“跟定”了“范老爷”。与此同时,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还有人直接和报录的人讨论起了如何救治范老爷的计划。当听说需要范老爷平日最怕的人来“以打治疯”时,一个人立刻“飞奔去迎”。当胡屠户下不了手时,他们又千方百计地劝说。50多年都无法见到的热情、智慧、幽默、体贴在这个时候却像攒足了劲的花蕾,突然怒放了!何以故?只因为他们觉得“值”!他们的“赌资”是少了一些,且是偶然的“小赌”,但是那种近乎本能的赌性和张乡绅却是一模一样的!


范进的妻子和母亲,文中着墨不多,但是范进一个人的“成功”和这两个人女人的支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联系小说的后续部分搬到张乡绅送的那套三进三间的房子里后,范家连着庆贺了三天。第四天,范进的母亲看见儿媳妇领着丫环、家人媳妇们在洗杯碗碟筷,就说你们小心点儿啊,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大家说这不是别人家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不信,丫环和媳妇一齐都说道:岂但这个东西是,加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瓷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一跤跌倒,昏迷过去。到黄昏时分,就去世了。这里,媳妇流露的是丈夫赌赢后的幸福和甜蜜,老太太则是赤裸裸地展现了对儿子在科举赌桌上成为赢家后的极度兴奋,以致喜极而亡!不难推断,35年来,这两个女人和范进,就“考,还是不考”的问题一定是有过争执、甚至对抗的,但是最终她们都妥协了,默许了。她们虽然没有参与赌,但实际上已经默默无闻地支持了赌。


于是,一个真实、可怕,肆意泛滥的赌相出现了。以赢利为幻想、期待的内核,伴随着深入血脉的赌性一起发作,面黄肌瘦,花白胡须”的范进竟然能忍饥挨饿,饱受白


眼,迸发出令人称奇生命耐力;至少已逾七十的胡屠户依然雄风不减,骂人、揍人气势如虹,谄媚、害羞,瞬息万变;张乡绅气定神闲,智慧、风度恰似儒将,谈笑间将“科举新贵”彻底搞定;众乡邻或视而不见,或忙里忙外,将几十年情感的沧桑巨变演绎得无以复加,充分显示了生命的张力。可是,他们的生命活力越强旺,就越发令人感到心底冰寒。这个底层世界尚且如此精于、乐于“赌道”,那么社会的中上层呢?难怪有人说吴敬梓生活的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


如此的世道人心,也确实“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了,范进生活世界里的“赌徒们”的一切努力,看似精明、现实,且各得其所,实际上“只不过是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加速这个世界的腐臭、毁灭罢了!


(注:本文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0年第3期。)


 

孟子的譬喻长于何处

孟子的譬喻长于何处


                                               厦门市教科院 俞发亮


厦门英才学校 汲安庆


因为譬喻能“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所以多用譬喻、巧用譬喻几乎成了战国时代雄辩滔滔的策士们共同的言语追求。而在这群善譬的高手之中,孟子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


一、执着地以喻言志


如果把孟子的譬喻比作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的圆心便是他不断强调的王道思想。


孟子的王道思想一言以蔽之“以德行政者王”,这和当时君王们崇奉的依靠暴力实行统治的霸道思想是判然有别的。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毫不客气地否定梁惠王的治国尽心一说;用“罪兵”之喻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致使民不聊生,根本无望百姓人口增多;和宋国大夫戴盈之对话,用“月攘一鸡”喻宋国沉重的“关市之征”的不义,同时暗讽宋国君臣的知错不改;面对梁襄王连珠跑似的发问:“孰能一之”“熟能与之”,孟子用“旱苗盼雨”“水之就下”两个形象的譬喻,旗帜鲜明地突出了君王不滥杀无辜的重要性。这些譬喻可以说都是其“以德行政者王”学说的具体展开。


透过孟子的譬喻,我们不难发现:其王道思想至少包含了3个层面的内涵:1、确保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使老百姓数口之家无饥;2、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3反身而诚,革除苛政、酷政、虐政,不给自己治国失误寻找任何借口。无论是关注老百姓的生存权,受教育权,还是执政者的自我省思,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王天下”。但在孟子的心中,仁者得天下、治天下和关注民生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君王爱民、保民、富民、教民,就可以王天下;反之,虐民、坑民、害民、愚民,则会失去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正是对君民关系辩证思考的形象概括。


因此,执着地用譬喻为自己的王道思想鸣锣开道成了孟子譬喻的一个鲜明特点,东汉学者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这个“独”字除了譬喻所具备的类似“立象以尽意”的共性之外,还应囊括孟子所言之意的个性上。这一特点和战国时代的其他人放在一起就特别显豁了:韩非子的譬喻所言的是严刑峻法的霸道思想,如“守株待兔”嘲讽的是不知变通,把偶然当作必然的保守思想,其终极目的就是为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张本;庄子的譬喻所言的主要是在污浊的世界中如何自我解脱,自我保全的思想,如“曳尾涂中”里的乌龟,宁愿摇着尾巴在烂泥塘里爬来爬去,也不愿被被藏之于庙堂之上,这显然是庄子对无名利之累的逍遥之境的一种渴望。


二、悄然地以喻抒情


悄然地以喻抒情,这几乎是所有个性鲜明的作家写作中的一个共同特色,比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对三仙姑的肖像描写:“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一个形象的比喻不仅暗示了三仙姑卖弄风骚的个性,还将作者的调侃之情轻松地抖了出来。


但是孟子的譬喻依然有他迥异于别人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诗情。这种特征可以和邹忌的劝讽艺术比照着看。邹忌是拿自己的切身经历说事,从妻子私我,小妾畏我,客人求我而不说真话的现象中悟出君王蒙蔽更深的道理,写实性很强,给人感觉很生活化。孟子则迥然不同,他会用创造性的生动多姿的比喻开启别人的联想和想象,进而悟到相关的道理,理想化,虚拟化的色彩很重。比如用“旱苗盼雨”“水之就下”的譬喻,不仅突出了“仁”的重要性,还描述了一个令君王神往的政治蓝图。杨公骥先生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产物,而是情感联想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


二是激情。孟子譬喻中的激情,主要体现在情感的力度上,这种力度是和人物形象的传神刻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五十步笑百步”中逃兵的描摹,孟子抓住“弃”、“曳”、“笑”,将逃兵对自己缺点盲视,却讪笑别人的滑稽感一下子放大了;“月攘一鸡”中孟子则抓住偷鸡贼的语言,突显其思维逻辑的荒诞感,使其泼皮的嘴脸昭然若揭;在“齐人乞墦”中,孟子对那位齐人“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回家后“骄其妻妾”的丑态的刻画,使人物的厚颜无耻形象已经到了无可遁形的地步。


即使对梁襄王的解答,从表面上看孟子似乎不厌其烦,但是静静体会,我们依然可以感到对话中像地下岩浆般奔突的对梁襄王的鄙夷之情。比如初次见面,孟子觉得梁惠王不像人君。这种激烈的情感恰恰是借一句很平淡叙述表现出来的——“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卒然”即“猝然”,英文中叫abruptly,除含有突然、贸然之意外,也含有无礼、粗鲁的意思。更何况,梁襄王后来的发问一直是“利”字当头,且有个“杀人如麻”的恶习,和孟子本人提倡的“存养善性”相去甚远,这怎么能不令他深恶痛疾呢?


可以说,这种接天卷地的厌恶之情正是孟子通过譬喻所要传递的情感!刻画得越细致,越荒谬,传递的情感就越强旺,越猛烈!


三、巧妙地以喻显智


在《寡人之于国也》这则选文中,孟子说梁惠王“好战”。史料记载这位好战之王曾经侵略别的国家,如派大将庞涓进攻赵国;被别的国家打败,想重整旗鼓,又怕失败,竟然用自己的子弟去殉葬。面对这样一个愚昧、残暴的君王,孟子比喻中的逃兵显得很傻,那个杀了人却说责任在兵器的家伙则完全是一副无赖的嘴脸,这种带有讽刺性的譬喻矛头直指对方,对方却没有被激怒,这不能提到孟子譬喻中彰显的人生智慧。


首先,孟子的譬喻针对了梁惠王的困惑点。作为做梦都想重振昔日晋国雄风的梁惠王,自己觉得治国用心了,而“民不加多”,梦想就此搁浅,他不仅苦恼不堪,而且也是毫不甘心的。在这个时候,伟大的智者孟子出现了,即将解决他的心理困惑,他怎么会”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呢?


更何况,孟子的观点已经取得了梁惠王的认同。梁惠王说“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这种先消除对方的敌意,将其引入自己的语言伏击圈,再趁势反击的智慧,颇类似于道家的入势而化的智慧。比如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有一个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儿曾这样点化主人公王一生:“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孟子的譬喻便起到了让对手入势,但又能含而化之的目的。可见,孟子并不是人们表面看到的遇强则强的纯种鹰派人物,他也懂得缓冲的技巧,他的收拳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强劲地出击。


其次,孟子的譬喻结合了梁惠王的兴趣点。梁惠王渴望“民加多”的真正目的是“王天下”,孟子的譬喻正是奔他这个梦想而来的,“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况且,孟子还详论了如何使民加多的策略。面对如此重要的传经送宝之人,即使对方语言不是那么委婉动听,又有什么大碍呢?


再次,孟子的譬喻适逢了梁惠王的着眼点。经历了错失商鞅、孙膑的惨痛教训,梁惠王的脑筋开始转弯了,他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孟子、邹衍、淳于髡等社会名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进来,待如上宾的。既然是名流,君王不会不懂得借助名流的名声以扩充自己政治势力的目的。洗劫圆明园的法国海军上尉巴特勒还想借助著名作家雨果为自己的劣迹歌功颂德,更何况身陷逆境的梁惠王呢?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譬喻智慧还体现在因人而异的恰当性上。比如对君王,他的譬喻层出不穷,其势滔滔;对官员或对手,他的譬喻与说理交相运用;而对弟子,他往往不用或少用譬喻,让自己的观点不加遮拦地冲决而出。这似乎是一种潜意识,但是却成了不可争辩的习惯,渐入化境的智慧。


对君王,孟子需要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所以让君王记住,思考,并融汇贯通,必须力求将高深的道理说通俗,这方面譬喻自然成了最好的选择;而对手,一般级别相同,所以完全可以直奔主题,譬喻只是增强论辩气势的辅助手段而已;对自己的弟子,因为是一家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则可以信口而谈,随情随性,所以直接说理成了自觉的选择。事实上,这种特征,只要对照一下唐朝的魏征,就可以一目了然了。魏征是敢谏,死谏,基本上用的是第三种方式,所以气得李世民有一天当着长孙皇后的面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由此,孟子巧妙地以喻显智的特点可见一斑


三、自信地以喻骋性


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孟子个性的张扬。


在《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没有一句话赞美梁惠王。其实,发生饥荒,梁惠王能够移民、移粟,这一点孟子完全可以表扬一下。在大量的譬喻中,孟子对君臣形象的漫画化,如逃兵、偷鸡贼,说梁襄王不像人君,这些无不体现了他作为帝王精神导师的心理倾向。孟子曾直言不讳自己退居在家,跟王相见的次数太少了,王虽然有智慧的萌芽,自己不能及时帮助他,王不聪明也就不足为怪了。再如,孟子和对手的对话不容置辩的语气,比如和梁惠王对话中的反问语气,“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和戴盈之对话中的无比肯定的语气,“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些细节无不体现了孟子精神深处的傲性和刚性,说他超级气粗,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清代学者方宗诚说孟子“设喻奇幻,有锋铓。”锋芒正是指的他这种尖锐的个性。孟子本人就牛气冲天地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这种高贵的个性是和孟子对“浩然之气”的存养是不可分割的。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所以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这种高贵的个性和孟子对自身角色的认定,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也是紧密关联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把人像牲口一样赶往战场集体屠杀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国时代是一个达官显贵与贫民百姓生活如天堂、地狱般截然不同的时代,“君之仓廪实,府库充”,然而“民有饥色,涂有饿莩”;战国时代是一个从帝王到草根一起疯狂追逐权势、富贵,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也有之!孟子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为了拯救这个礼崩乐坏,满目疮痍的社会,他举起了“性本善”的大旗,奔走呼号,议论纵横,力图挽救人性的沦丧,完全似神话中的大神女娲,是以一个拯救者、创造者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他的令人仰之弥高的傲性和刚性,豪气与胆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奇怪的是这位至刚之人提出的以德治国的王道思想,竟是那样地令人感到非常温暖,却又被梁惠王说成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用现代人的解读就是迂腐、遥远,不切实际,就好像一群老虎在你不远处磨牙吼叫,你却拿出降龙十八掌的秘笈来练习一样不实用。孟子欲“以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借此来要求当时的统治者成为“圣君明主”,并“施政于民”,“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显然是期望值过高,对统治者的“性善”寄予厚望,对其“兽性”却过于低估,这种泛道德化和道德先验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本体预设,不禁令人感到孟子豪情的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况味!


复旦大学樊树志说孟子只要“稍加迁就,那么就可以立刻成为布衣卿相。一个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便可以改变一国之命运,也可以使自己飞黄腾达。然而孟子并没有迁就,当然也没有腾达,这使后世知识分子感慨不已。”


可正是因为没有迁就,没有腾达,孟子才得以成为孟子,铮铮铁骨、千古独一的孟子!在拯救乱世过程中执著与刚毅,潇洒与睿智,傲岸与豪情集于一身的孟子!一个以布衣之身,自信地傲视君王,雄视天下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


这些丰富的信息可以说都包摄在他的譬喻中了。



(注:本文发表于陕西师大《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旬刊2009年第9期。) 


 


 

“脱裤子防炮击”语含调侃吗

“脱裤子防炮击”语含调侃吗


——与钱理群、孙绍振等教授商榷


汲安庆


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从童年的视角出发,回忆了保姆阿长的两样神力:1、脱下裤子,可以让大炮哑掉,或者碎掉;2、阿长神不知鬼不觉地买到了童年鲁迅日夜渴慕的《山海经》,从而实现了以天真、童稚的感受诠释自己对阿长深情缅怀的主旨。


对此,人教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指出:前一种神力的叙述含有调侃的意味,后一种神力的叙述则蕴涵了敬意。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在那段叙述中(关于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是语含调侃的,因为阿长所说的‘脱下裤子’的战法和功效,是童年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这是因‘深不可测’而感到‘神力’而生‘敬意’,就同时不免有滑稽之感。而这一段里(买到《山海经》),‘神力’、‘敬意’的再度出现,就不再有任何调侃的意思,而是一种纯粹的敬词,是一种抒情。”并且引用了孙绍振先生的观点: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唤醒读者不同的情感体验。而先生在这一点上与教授的看法也是惊人的相同!在《阿长与<山海经>解读》一文中,他这样写到:“它(对第二种神力的叙述)不是反语,不是幽默的调侃,没有反讽的意思,而是抒情的。和前面的幽默反语遥相呼应,构成了一种张力。”


明明是诚挚、深情的缅怀,却被大师们众口一词地认定为调侃、滑稽,甚至是反讽,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那么,用先生所说的“还原法”细读文本,又会如何呢?


首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对两种神力的描写,鲁迅用了同样严肃的语调,同样真诚的口吻,属于真真切切的赞叹!“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这里,童年鲁迅的惊异之真,敬意之深,和后来阿长悄无声息地买来《山海经》,鲁迅“全体都震悚起来”一样,是根本毋庸置疑的,因为仅此一项,连向来难以忍受的“夜间占床”,他也可以原谅了,怎能有一丝一毫的滑稽之感,调侃之感,反讽之感呢?说阿长“逻辑混乱”,“却讲得认真”,“有点不和谐,不一致,有点西方人的incongruity”,进而有点“幽默”了,这完全是批评家的一厢情愿,是以己之心,度鲁迅之腹的结果,更是以成人之心,度孩童之腹的结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成人以为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孩子却认为200%的严肃、真实,此类现象夥矣!


时过境迁,事实本身日益显示出它的荒诞感,滑稽感,或者讽刺感,这不是阿长的过错,更不是鲁迅的刻意为之,而是历史本身(含接受史)嬗变的结果。阿长生存的时代,民间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认为的,她只不过是受这种意识形态同化的一员而已。事实上,不仅民间是这样,官僚阶层何尝不是这样呢?当英军的军舰逼近珠江,广州的清军守军将粪桶扔进珠江口,企图阻止敌方的坚船利炮,不是一样的颟顸可笑么?即使文明、理性如当下,不是依然有不计其数的人相信姓名可以影响未来,手机号码的吉利与否会决定一个人的学运、财运或官运吗?当我们视34为瘟疫,而汲汲追求689等所谓的吉祥数字时,却一口咬定阿长愚昧、荒唐,并认定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就不能不说具有一种很强的滑稽、幽默、反讽的意味了。说得宿命点儿,我们不知不觉地掉入了果戈理所说的话语中:“你们在笑谁,笑别人?不!你们在笑自己。”


如果一定要“还原”,我们感受到的只是:鲁迅在忠实地描述、开掘着自己的童年体验,即使带有调侃的味道,也只能说是针对历史本身,而不是他深爱的长妈妈。更何况,在鲁迅的眼中,长妈妈讲“女人脱裤子防炮击”和讲“美女蛇吸书生脑髓”的传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在极力传递自己的“知识”或者“阅历”。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倡导“爱”,并且“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其“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如此懂得爱的真谛的人,怎么能蓄意调侃、或者反讽一个善良且无辜,与他朝夕相处,且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长妈妈呢?


其次,“还原”对阿长“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描述,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深藏的感念之情!“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一个“严肃”,可谓藏匿了太多的情感。什么叫“严肃”?严肃就是严格、认真的意思。也就是说,在阿长的心里,她已经把童年的鲁迅当作可以交心的同伴了,惟其如此,她才会这样认真计较。这是一种人间罕见的发生在不同辈分之间的以平等为内核的大爱,迥异于自上而下的爱,更不同于自下而上的爱!爱子莫如父母,但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爱,和孩子毕竟隔着一层,比如在去看五猖会前,父亲突然要求童年的鲁迅背诵《鉴略》一书,就令当时的鲁迅无法理解,甚至感到心寒,这种潜藏的“爱”或许唯有敏感、善悟的人方能通过种种途径,曲折地领略到。“平等之爱”不同,它是建立在对另一方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直抵心灵的深处,实现不同生命的融合!鲁迅一生没有写出专门悼念母亲的文章,虽然他和冯雪峰谈及过要写一篇“关于母爱”的文章,并且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却为一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保姆写出情真意切的缅怀文章,不能不说他对阿长这种“平等之爱”的崇尚和感佩!尊他为“小友”的远房叔祖尚且令鲁迅感到温馨可人,更何况从灵魂深处视鲁迅为“同伴”的阿长呢!


这种“平等之爱”是贯穿了阿长行为的表里和始终的。“哥儿,有画的‘三哼经,我给你买回来了!”这儿哪里还有半点成人与孩子的分别,哪里还有半点“下人”与“主人”的等级!完全是一对相交已深的好朋友!结合以前童年鲁迅对阿长暗里的厌恶,到阿长问及《山海经》时,小鲁迅明里的不屑,我们会发现:这个“粗俗”的乡下女人有着堪称博大的胸襟。面对一个朝夕照顾的小孩子的鄙视,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恐怕都会觉得很不自在,难以接受。但是阿长依旧热情、真诚地和童年鲁迅说着说那,并且在小鲁迅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利用仅有的四、五天年假,根据知道的关于《山海经》的片言只语,四处奔波、寻找,终于买到童年鲁迅的心爱物。没有丝毫“冷庙烧香式”的投机心理,没有丝毫取悦小主人庸俗心机,完全是本能地急鲁迅之所急,想鲁迅之所想,面对这样的赤诚之人,鲁迅又怎么能忍心调侃,甚至反讽她呢?教授自己也承认鲁迅和许多“迷信”的批评者不同,因为鲁迅一直是为农民的“迷信”辩护的,直至晚年,谈到广东人敬财神时还说:“迷信是不足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如此广东>读后感》)为什么提及阿长讲到的女人脱裤子防炮击一事,就说鲁迅先生带有调侃的味道呢?


另外,“还原”关于阿长“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的描述,我们还可以触摸到鲁迅对阿长命运的深眷同情。“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这是鲁迅在行文即将结束时,貌似不经意点出的话语,可是读来让人备感辛酸。正是有了这段简约的文字点染,前面的所谓“讨厌”、“不耐烦”、“烦琐”,甚至“仇恨”,全部实现了情感的惊天逆转,而变成深情、真挚、甚至神圣的同情和敬重了。


这种“四两拨千斤”式的描写其实在阿长嘱咐鲁迅新年吃福橘的描写中已经初见端倪了。“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注意,阿长不假思索地叮嘱童年鲁迅叫她“阿妈”,正是她内心深处真实而强烈的需求。在阿长、长妈妈、阿长妈、阿妈等诸多名称中,阿长独独选择了这个称呼,这正是平凡人对维护自我尊严的不自觉的流露。


阿长其实也并非教授所说的大大咧咧,“心宽体胖”的乡下女人,她同样有一般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对名称之争,她是努力过的,因为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叫什么姑娘的(不管她是满怀希望地对鲁迅祖母说,对鲁迅妈妈说,还是单独对鲁迅怀着一线希望说),可是主人一家上自祖母,下至孩童,没有一个理会,而是以先前一个保姆的名字硬生生地,而又不失礼貌地扣在她头上,她只好认了。但是,我们绝不能据此断定她心宽体胖。


这里不妨顺便论及一下阿长“占床”的事情。童年鲁迅向母亲投诉过,母亲这样委婉地提醒阿长:“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连当时还是小孩子的鲁迅都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可是阿长没有开口,到夜里,仍然满床摆着一个字,一条臂膊还搁在了童年鲁迅的颈子上,似乎又是“心宽体胖”的铁证了。但是只要仔细揣摩一下,我们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童年鲁迅对《山海经》极不情愿的寥寥介绍,阿长都能铭记在心,怎么会对这样的话语无动于衷呢?阿长没有开口,完全是没有办法。有资料记载,阿长患有羊癫风,且占床是入睡之后的事情,要一个意识进入休眠状态的人注意睡相,就如同要求一个打鼾的人夜里保持安静一样,同样是无法做到的。阿长除了保持沉默,又能怎样呢?


有父母赐予的名字,无法享受被叫的权利;有过继的儿子,无法长相厮守;有追求情爱的欲望,却因矮而黄胖,青年时代就开始守寡……我们无法知道阿长是否笑在脸上哭在心,但可以知晓的是:面对凄风苦雨的人生,她努力达观、坚强地面对了,像寻常人家一样认认真真地打点每一天,这怎能不让鲁迅悯从中来,竟而肃然起敬呢?


最后,“还原”关于阿长“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的描述,我们还可以感悟到鲁迅对生命的一种“柔情体验”。除去辞世,鲁迅一生得过两次大病:一次是1923年,兄弟失和之后;一次是19259119261月,鲁迅肺病复发。鲁迅1936年最后病倒时写信给母亲,就提到19231925年这两次病,以为病根正是当年种下的。本文恰恰是第二次大病初愈后写就的,如果说19266月所写的《无常》是鲁迅对自己“死亡体验”描述的话,那么此篇则是他阅尽人间沧桑后的“柔情体验”。


教授说到鲁迅的“黑暗体验”,如鲁迅《夜记》里的描写:“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的大块里”,有时会突然产生回到童年躺在母亲宽厚怀里的幻觉,感受着母体带来的无边的温暖,这依然是“柔情体验”的范畴。《秋夜》中做着“小粉红花的梦”的枣树,《好的故事》中描述的“美丽、幽雅、有趣”的世外桃源,与此同质。事实上,整部《朝花夕拾》都可以说是鲁迅的柔情体验,是“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的努力,是对滋养过他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怀念。


而《阿长与<山海经>》可以说是鲁迅先生所有文章中笔调最为温暖的一篇,这可以从他对不同人物的死后感受中见出。比如对范爱农的死,鲁迅的柔情是包裹在生冷,甚至残酷的外表之中的,“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对子君的死,鲁迅的柔情是裹挟在炽热、猛烈的忏悔之中的,“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对魏连殳的死,鲁迅的柔情是夹杂在压抑而野性的嗥叫之中的,“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可是对已经去世近30年的长妈妈,鲁迅再也按捺不住情感的火山,一下子冲决而出:“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安即安顿、安定的意思,长妈妈死于1899年,她应该是在生命中的晚年到鲁迅家做保姆的,做了一辈子的老妈子,平时也不回家去,直至临死。算得上是颠沛人生了,所以渐近晚年的鲁迅很能体会个中的辛酸,一向不信鬼神的他禁不住祈求主福的地母让阿长漂泊的魂灵能够安顿下来,安定下来。这种“情感失范”的现象在鲁迅的身上是极为少见的,到了这个份上,又从何谈起对阿长的调侃和反讽呢?


  (本文已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9年第2期。)



 


 

丢开教学的“臭脸子”

丢开教学的“臭脸子”


——有感于林黛玉诗歌教学中的低位思想


汲安庆


教学“臭脸子”的存在实在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课堂内外的严格区分,课堂常规的严密规定,以及课堂角色的严肃限制,使得教学如同演戏,台上台下的身份是判然有别的。“师道尊严”、“这是在上课”等指令强硬而又木然地化作师生共同的内心语言,机械地调整着、制衡着。倘若有一、两位乱了这教学之伦,以生活化,甚至享乐化的心态步入课堂,一定难逃被视为小丑或者精神病患者的命运。课堂是益智、健体、修身的所在,如同教堂一般神圣,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更有甚者,将课堂当作攻克知识高地的战场,学生要对老师教学语言保持十二分的警惕,对各类题目要像敢死队员一样拼命冲杀,对老师排山倒海的各种命令要绝对服从,这早已成为师者心照不宣的一种共识,一种美德,甚至一种潜意识了。


可是这种神圣化、威权化的“臭脸子”并不讨人喜欢,学生成绩的徘徊不前,想象力的迅速退化,个性思想的悄然流失,求知热情的严重降温,课堂上的集体失语,无不散射着由“臭脸子”的所带来的隔膜和低效。一些“严师”痛苦感叹:辛辛苦苦培养的一批又一批人才,不但不懂得感恩,反而还仇恨老师,也绝不是什么私德缺失,或者公德沦落所能解释得了的。毕竟,“臭脸子”的背后还隐藏了师生等级、话语霸权、传道授业、人文关怀等很多复杂的精神气象。


非常奇怪的是:毫无教育学、心理学背景知识,也根本不摆“教学脸子”的林黛玉,却很轻松自如地避免了上述的所有尴尬,在谈笑之间和学生香菱进入了“师生同体”的境界,并顺利开启了香菱的灵性之门,让人清晰地听到了在她启迪之下,一个言语生命的智慧不断拔节的声音!


林黛玉的教学秘笈主要体现在“低位想想”上。


在《红楼梦》第48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林黛玉的这种低位思想可谓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展现。譬如香菱讨教作诗之道,她笑称自己不通”;香菱央求她出个诗题,她告诉香菱: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诌一首,竟未诌成,你竟作一首来。十四寒的韵,由你爱用那几个字去。当探春决定邀请香菱加入海棠诗社,香菱害羞地说自己“不过是心里羡慕,才学着顽罢了”时,黛玉立刻接上话茬:“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认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低位思想如此之低,宝玉心疼了,情急之中不禁脱口而出: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黛玉呢,又喜又怨地嗔怪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


这里,低位思想几乎成了林黛玉的一种自觉,一种本能,甚至一种个性,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反过来却无声地培养了香菱学诗的自信、热情、勇气和毅力。小说中虽然没有明写香菱听了这些话后的内心活动,但是从她废寝忘食的阅读,心无旁骛的思考,挖心搜胆的写作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属于阳春白雪的诗歌,香菱并没有觉得高不可攀。这对虽然出身乡宦家庭,但三岁被拐卖,十二三岁时被呆霸王薛蟠强买为妾,几乎有多少机会接受教育的她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她写的第二稿诗没有得到肯定,内心也觉得“扫了兴”,但是依旧“不肯丢开手”。试想,如果当初黛玉也像薛宝钗一样嘲笑香菱“得陇望蜀”,或者在香菱写出诗后,像我们现在的某些老师一样很不耐烦地指责:“猪头啊,你!怎么会写出这么烂的诗呢?”香菱即使吃了豹子胆,断然也不敢再谈读诗、写诗了。黛玉的低位,虚拟了自己的弱势,却催生了香菱的强势,这很类似于老子的“善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的思想,所不同的是老子富有机心,而林黛玉则是心中谦冲自牧的一面自然流露罢了


与放低自我相伴相随的,还有“简化所教”。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不是毫无创意,连篇累牍地照本宣科,也不是故弄玄虚地将诗歌神圣化,或者妖魔化,而是忠实遵循自我体验,将复杂万端的诗歌创作,用区区几句话和盘托出!或许谈不上科学、严谨、系统,但是这对初学者来说,绝对是消除畏难情绪,增强攻坚信心的不二法门。更何况,这平易简明的话语实际上是黛玉在宽广的阅读,深刻的体悟,长期的实践基础上开出的智慧之花!香菱听后,立刻产生醍醐灌顶的感觉,不正是一个言语生命唤醒并照亮另一个言语生命的形象写照吗?


简化也不意味着降低难度。恰恰相反,对进入简化之境,黛玉其实有着极为高远甚至苛刻的要求。“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庚,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用众多大师的作品进行深广的奠基,入门正,且使初学者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视界一下子就博大了,这和宋代诗歌评论家严羽强调的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的理论不谋而合;要求“细心揣摩”,熟透了再读下一个人的作品,又和今天西方美学中强调的“生命融合”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可是黛玉没有大谈这些高深的理论,而是以极其通俗的语言,极其个性的方式,道出了这些真理。比之于考什么教什么的唯利是图者,将考点试题的训练视作命根子的激进主义者,甚至觉得语文教学可有可无,不去记诵、不去思考、不去阅读、不去写作,自以为是地引领学生在题海里傻游、死游,或者干脆连这机会也卑微地让与数理化学科的心理变态者,黛玉的诗歌教学之道确实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种“迂远”反而一下子切入了诗歌教学的本质,使受教者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这不仅为僵化、腐朽的科举体制带来了一丝弥足珍贵的教育曙光,也为当下自恃先进、文明的语文教育树立了真正的样榜!


低位思想还表现在亲切点染上。黛玉的教学都是在朋友一样的谈话中进行的,而且句句含有盈盈“笑意”(关于直接描写教学的文字,不下5处写到了黛玉的“笑”)。况且不管是询问、倾听,还是要求、引领和点评,黛玉都能做到简洁、精准,而又轻松自然。譬如香菱说:自己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且觉得“说的真有趣”,黛玉立刻指出: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这不仅是学法的教育,而且也是一种境界教育了。香菱按要求熟读了王维的一百首五言律,黛玉趁她还书的时候,很自然地进行了检测——“共记得多少首?”“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表面是闲聊,实质上却遵循了从内容到滋味,从言语理解到言语表达的规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帮香菱强化、深化了所学的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及时点染还防止了旧式教育培养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的弊病。遗憾的是,科学、民主如当下的语文老师,有多少能意识到这种教育的自然性、及时性和细腻性呢?


尤为可贵的是,当香菱说出自己的阅读感受“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时,黛玉立刻趁势笑着追问:“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从而引出了香菱对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些名句的质朴而原始的评述。但是,黛玉没有罢休,而是进一步引导: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于是,香菱恍然大悟: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这种扣住学生体验的原点,进行深度开掘的教学艺术,被黛玉做得可谓浑然天成。从学习论的角度讲,黛玉注重的“讲究讨论,方能长进”,实际上暗合了在交流中传递、积累、建构知识和经验,消弭知识落差的规律。这与当下教师演练多遍的伪对话,走马观花的浅对话相比,林黛玉和香菱的真实对话,深度对话无疑是自然的、大气的,当之无愧地臻于教学的醇境和化境!


但是,黛玉也不是无原则地只唱颂歌。对香菱创作的第一稿诗,她指出了弊在“不雅”;对第二稿诗,她点明是“过于穿凿”。只不过在指出毛病的同时,她还注意了鼓励,比如说第一稿诗“意思有了”,说第二稿诗“难为他了”。这种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又提出要求的教学方式,不仅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也呵护了学生的进取心,委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言语艺术,言语智慧和言语人格。正因为如此,香菱才会在她的指引下,逐步由景色的描摹中走出来,进入融注自我体验和命运遭际的诗歌境界,写出了“新巧有意趣”的第三稿咏月诗。黑格尔说:“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对象中认识他自己。”香菱在林黛玉的指导下做到了,且不到一年的工夫,这种教学奇迹难道还不令人叹为观止吗?


由此,我们也不难推断出:林黛玉的低位思想不是虚伪,不是无能,更不是“绝圣弃智”,而是有心为之,又很自然出之的一种体验传递、人生修为,以及对另一个言语生命源自心底的真实尊重。她的低位思想形成了虔诚吸纳,融会贯通的自觉,也为后来的别裁雅俗,高位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加班加点,更谈不上呕心沥血,有的只是真诚的传递,细心的引领,精妙的点拨,但是却在真正意义上唤醒了学生言语表达的冲动,以及追求自我实现的创造热情。一言以蔽之:她没有板起教学的那张一本正经的冷脸子、臭脸子,而是代之以亲切随和的热脸子,笑脸子,于是,她既能潇洒地游弋于学生、诗人的心灵世界,又能高屋建瓴地反观指点,既给他人带来了充实与超越的快乐,也使自己领略了别一世界的快乐与美妙。


如今,林黛玉的形象已经成了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自尊自卑,个性倔强的代名词,但是又有谁知道她精神深处还活跃着一个温柔谦和,飘逸大气,气定神闲的自我呢?一次偶然的诗歌教学复现了她知性、平和、阳光的一面,虽然仅是昙花一现,虽然仅是沧海一粟,但是这种本色的女儿情怀,教学艺术,教学思想却给我们留下了绵绵不绝的思索。我常常想:假如黛玉在日常生活中也面对香菱的脸子示人,她是否可以在那个沉闷、阴郁的王国里不致过早地红消香断呢?


(注:本文发表于湖北大学《中学语文》2010年第3期。)


 


 

情到深处必单纯

情到深处必单纯


——解读《敕勒歌》中的乡土情结


汲安庆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敕勒族中流传的一首民歌,其作者据传是东魏开国皇帝高欢的部将斛律金。公元546年,高欢率兵十万从晋阳南向进攻西魏的军事重镇玉壁(在今山西南部稷山县西南),折兵七万。返回晋阳途中,军中谣传其中箭将亡。高欢只好带病强自设宴面会大臣,为振军心,他命部将斛律金带头作一首能表现鲜卑、敕勒族民族性质的歌曲。斛律金随即作《敕勒歌》,并带头领唱,高欢也随之附唱,遂使将士怀旧,军心大振,《敕勒歌》由此得以流传。


 这种野史性质的解释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阅读的人却更愿意相信,这首歌出自一位极为本色的牧民小伙子之口。听将令的急就章断然不会如此巧夺天工,因为诗歌的灵魂是不堪说教的负累的。史载:斛律金曾被北魏政府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城朝见,春天又回到部落,号称“雁臣”。这种理性而不失自由的生活使他没有斩断和草原的联系,在生命深处,他和草原同体,呼吸与共,唱出赞美家乡的天籁之声似乎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这更加说明,在斛律金的灵魂深处,他是一个道地的草原之子,而不是一个什么懂得听将令,只会沙场征伐的将军!


都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可是对生养自己的大草原,诗人却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炽热爱恋。敕勒、阴山、穹庐、绿草、牛羊,这些司空见惯的景物,在他心中竟然永葆了一个类似外乡人的新鲜,还有深刻认同的本土人的自豪,这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透过诗人的视角,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广袤、深邃,美丽、富饶的生存空间,而且也看到了一位双目深情,满脸幸福的小伙子那雕塑般的英俊剪影。他是现实、平凡的草原人,却有着草原之神一样的辽远的眼光和博大的胸襟。那个剪影诞生于敕勒的大草原,却成了跨越地域,穿越历史的所有家园守望者共同的象征!


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乡土的炽烈恋情却是以一种单纯至极的形式唱出来的。3344337的错落有致的音节排列,从aang的两次换韵,特别是仄声韵和平声韵的相对呈现,仿佛一个刚会说话的稚子在朴拙而急切地表达自己的喜悦似的,由不得人不驻足谛听,并深受感动。有学者指出:此诗最早是收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的,应是用鲜卑语写作和歌唱的,后经过南朝人翻译成汉语,才成了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篇模样。尽管诗的节奏韵律,包括押韵,都不是鲜卑族民歌原来的风味,但是朴拙的风韵还是保存了下来。没有华美的修饰,只有素描的景象,是一首名副其实的素面朝天式诗歌。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庞德曾经强调诗歌的韵律应当追求“与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及感情的各种细微差别完全相称的韵律”,使韵律也能精确地表达相应的感情,本诗的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做到了!看去散漫、突兀、奔放的节奏,却是草原人感情表达的特殊方式,甚至是唯一的好方式。


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又不同于其他北朝民歌中的泼辣与直白。如《地驱乐歌》:“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呼天抢地。”《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敕勒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想把自己嫁出去的心情如此强烈,竟然“呼天抢地”,或者无心纺织,已经到了比男人还猴急的地步,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本诗的作者爱乡情切,也很热烈,但是却懂得借他的伙伴天空、田野、牛羊、碧草等来抒情,看似含蓄、柔美,实际上却弥满四境,充斥天宇了。风格的奇妙错位,力度的以假乱真,使本诗的单纯又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同是乡土情深,南方的诗人多将乡土视为仕进的背景,无论成与败,那里都有一双期待的目光,特别是精神疲倦时,那里会是最好停泊的港湾。正因为如此,无论诗人浪迹何处,家乡都是一根牵住灵魂的丝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可是,本诗的作者没有那么多千回百转的情感,他拥有的只是和故乡的天空、田野、牛羊、碧草、清风融为一体的自豪与沉醉。粗犷而不失柔情,博大而不失细腻,但一切又是那么浑然天成,没有丝毫忸怩作态的矫情。


在中原文化或者南方文化中,本诗的作者及其同胞在先秦时被称为“北狄”,秦汉后被称为“胡人”,意指不文明,未开化的化外之民,鄙视之意昭然若揭。“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无数诗歌更是将胡人打入了残忍、野蛮的另册,似乎他们永远与茹毛饮血,不懂伦理的兽类无异。可是,本诗作者对家乡的深情赞歌却对这一渐渐定格成中原人集体无意识的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他是从一个“自由人”的角度来歌唱的,远离了战争的压力,抛弃了种族的仇视,因此有了和家乡相互凝望,相互体验,相互拥抱,相互融合的契机,“穹庐一样笼盖四野的天空”,“被碧草拥抱,被清风爱抚的牛羊”,及时定格了心灵在摆脱“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压迫”而显现出的片段式的弥足珍贵的柔和,以及天地一家亲的盛大谐和——纵观历史,这种柔和、谐和的景观,还有和家乡相融的高峰体验几时有过这样奢侈的呈现呢?儿时或许有时间、有机会体验,但因为天真未凿而浑然不觉;长大后有能力体验,却被战争、徭役、灾荒、责任、理想等诸多因素裹挟,已经无暇,也没有机会体验,所以自我与家乡形式上是亲密无间,实际上却是不断分离的。无论是身在其中的麻木,还是抽身而去的乡愁,都是分离的铁证!本诗作者朴实无华的歌唱正好针对了人类心灵共相中的“软肋”,填补了他们灵魂深处的遗憾与渴望,所以很容易去除心灵的一切戒备,甚至敌意,在情不自禁中将之当做了“神”,一个和草原同体,与家乡同在的“神”,甚至可以说是心灵深处渴望皈依故乡的另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丰满、更加深情、更加健康的超我。


这或许就是本诗之所以感动千年的真正原因吧!


(注:本文发表于江西师大《读写月报》高中版2010年第7期。)


 

独木真的可以成林吗

 


——质疑钱理群、潘新和教授的“立言以立人”说


汲安庆


“立言以立人”是钱理群和潘新和两位教授语文教育思想中十分鲜亮而温暖的观点。


钱教授说:“通过立言以立人,则是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与任务……人们通过语文活动,吸收了前人创造的文明结晶,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时,语言通过交流而存在,在交流中学会使用语言,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人。”这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的,通过“立言”这个抓手,将“立人”的工作在语文教育中做实、做深、做透、做成。


潘教授从理论的层面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观点——“立言”是语文教育的特殊性,“立人”是教育的普遍性。抓住“立言”以“立人”这一点很重要,不理解语文教育是通过“立言”来“立人”的,语文课就可能变成政治课、思想品德教育课。就是说,在语文教育中是不能空谈“立人”的,是不能脱离“立言”谈“立人”的,反之亦然,也不能脱离“立人”谈“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言语表现”,就是“写作”。所谓“立人”,就是培养具有健全言语人格的人。这个目标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语文教育是在言语活动与言语交流中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物质人到精神人的蜕变的。


身在教育的第一线,对老师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幌子,仅凭教参和鸡零狗碎的经验,将本是人文价值极其丰富的文章肢解得如法医刀下的尸体,却还当作珍馐美味沾沾自喜地硬推给学生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学生匍匐在排山倒海的习题之下,气喘吁吁,却又心存敬畏地面对,或者一跃而起,在其间摸爬滚打,变得极其圆滑、老到的现象也已习以为常了;对命题者貌似全面、生动、丰富,实则偏狭、死板、肤浅的试卷则更是一筹莫展,徒叹奈何了。针对日趋严重的工具化、奴性化、虚伪化的倾向,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忍受、适应,自我麻醉,鲜有反思和批判的冲动,更别说付诸突围了。在这种情况下,钱、潘两位教授将“立人”作为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提出来,吁请全社会一起思索立什么样的人,如何立人,并率先强调“立言以立人”,不仅体现了教育启蒙者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而且也让人重新看到了“铁肩担道义”的激情与力量。


说到“立言以立人”,我还会情不自禁想到荀子“性伪合”的教育智慧:以性(指人的先天素质,自然状态、原始性质和生理本能等)为原料,以“伪”(指通过后天的修养、学习而产生的种种变化)为手段,将原始状态的人变作社会化的人。钱、潘两位教授提倡通过生命化的存在性的写作,排除现实的各种异己力量,不断矫正、充实、提升自我,向精神自由和思想自觉的自为之境挺进,充分享受确证自我生存价值的快乐,可谓与之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立言以立人”的理念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提出的目标也更加高远:从大而无当的社会动物走向特征鲜明的符号动物、语言动物、文字动物、写作动物。特别是潘新和教授的论述:“写作,精神家园的建构,是人类克服自身的渺小感、孤独感和痛苦感的灵丹妙药,是自我救赎,自我完善的必由之途。”更是让每一个渴望在教育的园地里诗意栖居的人看到了希望,寻到了力量。


但是,“立言”这棵青翠的大树真的能一直生长、繁衍,最终在立人的世界里形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吗?


一个水瓶,水装得多了会溢出来;一个轮胎,气充得太足就会爆裂;一个“立言”,内涵太广,是否也会有不能承受之重?古人提倡的守静存养、“积渐”、自省慎独主敬、“藏修息游”、“预时孙磨”、“长善救失”依然是今天的“立人”之径,也是语文教育中不竭的思想资源。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很多优秀的课文,恰恰是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现代化印证、开掘和拓展。我们确实不能对其轻易否定,但是用“立言”来统摄它们,似乎又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比如你可以说通过立言来存养真、善、美,但你决不能否认存养真、善、美对立言的决定作用。孟子很“善言”,不是也自曝过是善养浩然之气的结果吗?钱教授所谈的打好终身学习学习的底子和精神的底子,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生命灵性,关注情感和想象的培育,不也是谈的立人之道吗?对于立言,仅是顺带而已。


潘教授认为不通过立言,语文课“就能变成政治课、思想品德教育课”,且认为这种课是“空谈”性质的,这真的有些委屈这门课了。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中学的政治课,以前确实有假、大、空的表现,但是现在非常注重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对思想境界的提升。特别是对各种正、反案例的剖析,很能引发对“立人”问题的深入思考。高中的政治课已经触及中西哲学的智慧,更不能说是空谈立人了。更何况,思想、政治、哲学教育也可以立言,写写时事评论,谈谈对流行元素的感受,完全可以。我教过一个学生,还在初中的时候,他对国内的方针、政策就能进行颇具深度的分析了,对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知识的了解,更是驾轻就熟,曾举办过一次校内讲座,写过一篇《二十一世纪的地球,谁主沉浮》的论文,那深度、广度绝不亚于某些专家。说“立言”是语文教育的特殊性显然欠妥。


强调“立言”以立人,为什么阅读、教学就不能呢?孔子饱览经书,一直“述而不作”,不是照样巍然屹立么?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阅读显然多于立言,他的人品与学识不同样令人仰之弥高么?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老师,论著述,可谓寥寥,但是论学养,论修为,他们绝不比著作等身的学者差,你能说他们没有“立起来”吗?在我看来,融铸他们生命激情与智慧的言没有立在散发油墨馨香的纸上,而是立在了一个个渴望成长的心灵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说,遏制自我言说的欲望,借别人之言、之行而“言”,或者自己少言、不言,却给学生留下广阔的“言说”空间,这种行为同样值得钦敬。他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扬名立万,也没机会流传后世,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饱满的人,一个挺拔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言立人不立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迫害同窗的李斯、谄媚权贵的班固,伪造祷文诬陷他人的潘岳、卖国求荣的汪精卫。据心理学家称,即使像安徒生、康德、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大家,心理也都是很不正常的。如此,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奢求立言以立人呢?潘教授认为克服这种文与人、言与德分裂的方法是“求诚”,但是按照求诚立言立德的逻辑顺序推进,说“求诚以立德”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关于写作,潘老师这样界定它的内涵:这不是狭义的形式上的写作活动,如一切的“文学创作”“应用写作”“学术写作”等,不是指日常的文字交流,不是只要动了笔就是写作,而是指人类一切创造性的言语生命活动,对人类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与进步有着积极贡献的写作、生命化的存在性的写作。倘若遵照这个要求,恐怕更是写者寥寥了。没有出类拔萃的智慧,没有洞察幽微的敏锐,没有博大渊深的积淀,没有超越权威的勇气,创造根本无从谈起,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积极贡献更是望尘莫及了。老实说,我是很爱写作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要对照潘老师的写作规定,真的啥也不是。不仅写作热情会消减,恐怕对于写作的能力、自信都会产生怀疑。中小学生正处于吸纳、融化、建构知识的初级阶段,不论知识储备,还是人生阅历都很浅、很软,想达到上述境界,就更加勉为其难了。如果一定要赶鸭子上架,只能是重新演绎现代版的拔苗助长。尽管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所立之场不同,所言角度各异,加上各各不同的背景、经历、学养,也能言出“新意”,甚至真能创造,就像白居易16岁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卓绝千古的诗句那样,但是这纯属凤毛麟角,而不是遍地开花。潘老师是在为“上等人”说法,而不是为大众。


对于所立之人,钱教授看重的是“精神独立和自由”, “对彼岸理想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潘教授欣赏的是超越生存性和功利性的健全、真诚的言语人格,依存于存在的言语创造力,根源于诗意生命和游戏精神的言语想象力。表述虽然不同,但是都指向了存在性的复合的精神主体,这种主体不反对植根现实,但更看重指向未来,钱教授说“只有现实而没有理想的教育,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功利和实用,这样的教育是没有未来的。”为了向这一伟大的目标迈进,两位老师力主“立言”,试图以此整合语文教育的所有活动,起到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的效果。遗憾的是这依然是一种企慕情境,可望而不可及。


首先,既然是复合主体,其中的质素就不会全部依靠立言来实现,赏乐行不行?绘画行不行?背诵行不行?看影片行不行?听讲座行不行?包括大家深恶痛绝的通过做题目,巩固知识、锻炼技能,行不行?只要掌握分寸,注意方法,我看是可以的。学生学得开心,学得有趣,再苦再累的活儿也不会觉得是在异化自己。美国实业家罗迦..因格认为创造性思维的三要素是:渊博的知识、活用知识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地进行各种尝试。显然,他是很看重知识和能力的,都提到创造的必然要素的高度了。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知识和能力更是必不可少,因为这是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也是拥有一定的政治权、经济权和人权的基础。当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之所以遭人唾弃,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形,成为一种废知识、伪能力了,但是这罪不在知识和能力,而是传授它们的人,训练它们的人。一个拥有较高教学素养和教学艺术的老师,可以将冰冷的知识加工得有滋有味,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出色地培养学生的智商、情商和德商的。


其次,即使人人能立言,立言的时间又从何而来?立言后的批改、交流时间又该如何保证?是一课一练,还是一单元一练,是一周一练,还是一月一练?当写作遭遇其他课程的学习,发生摩擦,冲突又该如何协调?即使如潘老师所说,激发学生的言语欲望,让他们自觉表达,自觉投稿,可是缺乏指导的言语实践又能行走多远?更何况,学生阅读未立,老师学养缺乏,根本无法保证言语表现的后续发展和真正质量。看看中高考作文,一些高手和庸手的作文分值不相伯仲,甚至离奇地偏低的情况,任何一个热衷于言语表现的学生还会虔诚地积淀、思索、实践,并为之忘我奉献吗?一些阅卷老师连作文优劣自己都一本糊涂账,又谈何别裁雅俗、衡量高下?更有甚者,连内容都不用看,只目测一下字迹、字数,便跟着感觉给个分数。这种草菅人命的现象多了,学生和老师还会有言语表现的生命冲动吗?对于这些大权在握,言语表现能力一锅粥的师者来说,无论其会不会表现,能与不能,他的人格都是严重出了问题的。用立言的方式救赎他们残忍、糜烂的人格,恐怕也是蚍蜉撼大树而已!


全民(或者多数)立言的景观似乎也出现过,比如盛唐气象,从帝王、贵族,到商人、僧尼,甚至妓女、贼寇,无一不热衷于诗歌表现。再如,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人文精神复苏,思想解冻,个性解放,对文学的阅读与写作,一度还成为时尚。可是,那都属于诗情与理想齐飞,开拓与创造一色的时代,现在却是一个物质欲望肆意泛滥,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守望精神的麦田,不仅需要直面贫穷的勇气,更需要忍受孤独的毅力。这对头磨尖了,趋利避害的现代人来说,放弃言语创造与表现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另外,结合钱、潘两位老师的论述,我感到他们似乎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即从立言到立人,而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凸显似乎弱了不少,立国的论述几乎难以觅到。这恐怕也是两位老师对“立言以立人”大加提倡,却仍不乐观的一个潜在原因。我坚信:一个胸怀终极关怀的人,他的人生格局是阔大的,他言语表现的动力是强劲的。同理,一个将自我价值植根于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人,他的气魄、责任、自信肯定会焕发出更加夺目、更加恒久的光彩。通俗地说,你的立言有没有对家长、对学校、对地区、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他们乐于为你一路提供绿灯,并产生期待和需求,迫切希望你立言,十分关键。俗虽俗,但很管用,而且很必要。因此,“立言”一说如何与个人需求、集体需求、社会需求,教育界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完美结合,并顺利发展,绝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可叹的是,这方面的阻力极为顽固。迎合了,说你媚俗;不迎合,说你务虚。甚而至于,认为你立言是不务正业,而横加干涉和扼杀的,也不在少数。想立言以立人,我先把你“立”了。


于是,不得不说说需求。潘老师在论及“立言”的当代动机时,总结了以下几点:一、写作是泄愤;二、写作是消遣;三、出于本能;四、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五、是一种自省,一种心理治疗;六、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个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七、我写故我在,写作与生命一体。对此,潘老师很高兴于写作动机从生存性、社会性、指令性的被动需求,转向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存在性的需要、生命本质性的潜在的需要。可是这毕竟仅是部分作家的动机,而不是全部。如何将之转化为所有老师、学生的动机,哪怕是实用需要的动机,现在想来都还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毕竟,人的价值观不像猪肉,这儿切一块,那儿补一条,就能协调均衡。从这个角度说,抽象的终极关怀如果不能指向具体的教育实践,并和师生现实性的需要结合起来,且能“化民成俗”,迂远而虚空的指责几乎是必然的。“立言以立人”的学说,如果不能“猥自枉屈”,“与民同欲”, 并“含而化之”,促使他们自觉的追求,那么不仅对那些不暇、不善、不愿、不能、不屑立言的人,就是对热爱言语表现,擅长言语表现的人来说,恐怕都会像失意后的唐伯虎在《桃花庵》一诗中自我解嘲的那样:“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如此,“立言以立人”成为美好的教育乌托邦,就是铁定的!


(注: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