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裤子防炮击”语含调侃吗

——与钱理群、孙绍振等教授商榷

汲安庆

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从童年的视角出发，回忆了保姆阿长的两样神力：1、脱下裤子，可以让大炮哑掉，或者碎掉；2、阿长神不知鬼不觉地买到了童年鲁迅日夜渴慕的《山海经》，从而实现了以天真、童稚的感受诠释自己对阿长深情缅怀的主旨。

对此，人教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指出：前一种神力的叙述含有调侃的意味，后一种神力的叙述则蕴涵了敬意。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在那段叙述中（关于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是语含调侃的，因为阿长所说的‘脱下裤子’的战法和功效，是童年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这是因‘深不可测’而感到‘神力’而生‘敬意’，就同时不免有滑稽之感。而这一段里（买到《山海经》），‘神力’、‘敬意’的再度出现，就不再有任何调侃的意思，而是一种纯粹的敬词，是一种抒情。”并且引用了孙绍振先生的观点：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唤醒读者不同的情感体验。而孙先生在这一点上与钱教授的看法也是惊人的相同！在《阿长与<山海经>解读》一文中，他这样写到：“它（对第二种神力的叙述）不是反语，不是幽默的调侃，没有反讽的意思，而是抒情的。和前面的幽默反语遥相呼应，构成了一种张力。”

明明是诚挚、深情的缅怀，却被大师们众口一词地认定为调侃、滑稽，甚至是反讽，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那么，用孙先生所说的“还原法”细读文本，又会如何呢？

首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对两种神力的描写，鲁迅用了同样严肃的语调，同样真诚的口吻，属于真真切切的赞叹！“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这里，童年鲁迅的惊异之真，敬意之深，和后来阿长悄无声息地买来《山海经》，鲁迅“全体都震悚起来”一样，是根本毋庸置疑的，因为仅此一项，连向来难以忍受的“夜间占床”，他也可以原谅了，怎能有一丝一毫的滑稽之感，调侃之感，反讽之感呢？说阿长“逻辑混乱”，“却讲得认真”，“有点不和谐，不一致，有点西方人的incongruity”，进而有点“幽默”了，这完全是批评家的一厢情愿，是以己之心，度鲁迅之腹的结果，更是以成人之心，度孩童之腹的结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成人以为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孩子却认为200%的严肃、真实，此类现象夥矣！

时过境迁，事实本身日益显示出它的荒诞感，滑稽感，或者讽刺感，这不是阿长的过错，更不是鲁迅的刻意为之，而是历史本身（含接受史）嬗变的结果。阿长生存的时代，民间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认为的，她只不过是受这种意识形态同化的一员而已。事实上，不仅民间是这样，官僚阶层何尝不是这样呢？当英军的军舰逼近珠江，广州的清军守军将粪桶扔进珠江口，企图阻止敌方的坚船利炮，不是一样的颟顸可笑么？即使文明、理性如当下，不是依然有不计其数的人相信姓名可以影响未来，手机号码的吉利与否会决定一个人的学运、财运或官运吗？当我们视3、4为瘟疫，而汲汲追求6、8、9等所谓的吉祥数字时，却一口咬定阿长愚昧、荒唐，并认定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就不能不说具有一种很强的滑稽、幽默、反讽的意味了。说得宿命点儿，我们不知不觉地掉入了果戈理所说的话语中：“你们在笑谁，笑别人？不！你们在笑自己。”

如果一定要“还原”，我们感受到的只是：鲁迅在忠实地描述、开掘着自己的童年体验，即使带有调侃的味道，也只能说是针对历史本身，而不是他深爱的长妈妈。更何况，在鲁迅的眼中，长妈妈讲“女人脱裤子防炮击”和讲“美女蛇吸书生脑髓”的传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在极力传递自己的“知识”或者“阅历”。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倡导“爱”，并且“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其“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如此懂得爱的真谛的人，怎么能蓄意调侃、或者反讽一个善良且无辜，与他朝夕相处，且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长妈妈呢？

其次，“还原”对阿长“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描述，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深藏的感念之情！“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一个“严肃”，可谓藏匿了太多的情感。什么叫“严肃”？严肃就是严格、认真的意思。也就是说，在阿长的心里，她已经把童年的鲁迅当作可以交心的同伴了，惟其如此，她才会这样认真计较。这是一种人间罕见的发生在不同辈分之间的以平等为内核的大爱，迥异于自上而下的爱，更不同于自下而上的爱！爱子莫如父母，但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爱，和孩子毕竟隔着一层，比如在去看五猖会前，父亲突然要求童年的鲁迅背诵《鉴略》一书，就令当时的鲁迅无法理解，甚至感到心寒，这种潜藏的“爱”或许唯有敏感、善悟的人方能通过种种途径，曲折地领略到。“平等之爱”不同，它是建立在对另一方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直抵心灵的深处，实现不同生命的融合！鲁迅一生没有写出专门悼念母亲的文章，虽然他和冯雪峰谈及过要写一篇“关于母爱”的文章，并且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却为一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保姆写出情真意切的缅怀文章，不能不说他对阿长这种“平等之爱”的崇尚和感佩！尊他为“小友”的远房叔祖尚且令鲁迅感到温馨可人，更何况从灵魂深处视鲁迅为“同伴”的阿长呢！

这种“平等之爱”是贯穿了阿长行为的表里和始终的。“哥儿，有画的‘三哼经’，我给你买回来了！”这儿哪里还有半点成人与孩子的分别，哪里还有半点“下人”与“主人”的等级！完全是一对相交已深的好朋友！结合以前童年鲁迅对阿长暗里的厌恶，到阿长问及《山海经》时，小鲁迅明里的不屑，我们会发现：这个“粗俗”的乡下女人有着堪称博大的胸襟。面对一个朝夕照顾的小孩子的鄙视，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恐怕都会觉得很不自在，难以接受。但是阿长依旧热情、真诚地和童年鲁迅说着说那，并且在小鲁迅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利用仅有的四、五天年假，根据知道的关于《山海经》的片言只语，四处奔波、寻找，终于买到童年鲁迅的心爱物。没有丝毫“冷庙烧香式”的投机心理，没有丝毫取悦小主人庸俗心机，完全是本能地急鲁迅之所急，想鲁迅之所想，面对这样的赤诚之人，鲁迅又怎么能忍心调侃，甚至反讽她呢？钱教授自己也承认鲁迅和许多“迷信”的批评者不同，因为鲁迅一直是为农民的“迷信”辩护的，直至晚年，谈到广东人敬财神时还说：“迷信是不足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如此广东>读后感》）为什么提及阿长讲到的女人脱裤子防炮击一事，就说鲁迅先生带有调侃的味道呢？

另外，“还原”关于阿长“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的描述，我们还可以触摸到鲁迅对阿长命运的深眷同情。“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这是鲁迅在行文即将结束时，貌似不经意点出的话语，可是读来让人备感辛酸。正是有了这段简约的文字点染，前面的所谓“讨厌”、“不耐烦”、“烦琐”，甚至“仇恨”，全部实现了情感的惊天逆转，而变成深情、真挚、甚至神圣的同情和敬重了。

这种“四两拨千斤”式的描写其实在阿长嘱咐鲁迅新年吃福橘的描写中已经初见端倪了。“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注意，阿长不假思索地叮嘱童年鲁迅叫她“阿妈”，正是她内心深处真实而强烈的需求。在阿长、长妈妈、阿长妈、阿妈等诸多名称中，阿长独独选择了这个称呼，这正是平凡人对维护自我尊严的不自觉的流露。

阿长其实也并非钱教授所说的大大咧咧，“心宽体胖”的乡下女人，她同样有一般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对名称之争，她是努力过的，因为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叫什么姑娘的（不管她是满怀希望地对鲁迅祖母说，对鲁迅妈妈说，还是单独对鲁迅怀着一线希望说），可是主人一家上自祖母，下至孩童，没有一个理会，而是以先前一个保姆的名字硬生生地，而又不失礼貌地扣在她头上，她只好认了。但是，我们绝不能据此断定她心宽体胖。

这里不妨顺便论及一下阿长“占床”的事情。童年鲁迅向母亲投诉过，母亲这样委婉地提醒阿长：“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连当时还是小孩子的鲁迅都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可是阿长没有开口，到夜里，仍然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了童年鲁迅的颈子上，似乎又是“心宽体胖”的铁证了。但是只要仔细揣摩一下，我们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童年鲁迅对《山海经》极不情愿的寥寥介绍，阿长都能铭记在心，怎么会对这样的话语无动于衷呢？阿长没有开口，完全是没有办法。有资料记载，阿长患有羊癫风，且占床是入睡之后的事情，要一个意识进入休眠状态的人注意睡相，就如同要求一个打鼾的人夜里保持安静一样，同样是无法做到的。阿长除了保持沉默，又能怎样呢？

有父母赐予的名字，无法享受被叫的权利；有过继的儿子，无法长相厮守；有追求情爱的欲望，却因矮而黄胖，青年时代就开始守寡……我们无法知道阿长是否笑在脸上哭在心，但可以知晓的是：面对凄风苦雨的人生，她努力达观、坚强地面对了，像寻常人家一样认认真真地打点每一天，这怎能不让鲁迅悯从中来，竟而肃然起敬呢？

最后，“还原”关于阿长“脱裤子防炮击的神力”的描述，我们还可以感悟到鲁迅对生命的一种“柔情体验”。除去辞世，鲁迅一生得过两次大病：一次是1923年，兄弟失和之后；一次是1925年9月1日至1926年1月，鲁迅肺病复发。鲁迅1936年最后病倒时写信给母亲，就提到1923、1925年这两次病，以为病根正是当年种下的。本文恰恰是第二次大病初愈后写就的，如果说1926年6月所写的《无常》是鲁迅对自己“死亡体验”描述的话，那么此篇则是他阅尽人间沧桑后的“柔情体验”。

钱教授说到鲁迅的“黑暗体验”，如鲁迅《夜记》里的描写：“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的大块里”，有时会突然产生回到童年躺在母亲宽厚怀里的幻觉，感受着母体带来的无边的温暖，这依然是“柔情体验”的范畴。《秋夜》中做着“小粉红花的梦”的枣树，《好的故事》中描述的“美丽、幽雅、有趣”的世外桃源，与此同质。事实上，整部《朝花夕拾》都可以说是鲁迅的柔情体验，是“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的努力，是对滋养过他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怀念。

而《阿长与<山海经>》可以说是鲁迅先生所有文章中笔调最为温暖的一篇，这可以从他对不同人物的死后感受中见出。比如对范爱农的死，鲁迅的柔情是包裹在生冷，甚至残酷的外表之中的，“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对子君的死，鲁迅的柔情是裹挟在炽热、猛烈的忏悔之中的，“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对魏连殳的死，鲁迅的柔情是夹杂在压抑而野性的嗥叫之中的，“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可是对已经去世近30年的长妈妈，鲁迅再也按捺不住情感的火山，一下子冲决而出：“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安即安顿、安定的意思，长妈妈死于1899年，她应该是在生命中的晚年到鲁迅家做保姆的，“做了一辈子的老妈子，平时也不回家去，直至临死。”算得上是颠沛人生了，所以渐近晚年的鲁迅很能体会个中的辛酸，一向不信鬼神的他禁不住祈求主福的地母让阿长漂泊的魂灵能够安顿下来，安定下来。这种“情感失范”的现象在鲁迅的身上是极为少见的，到了这个份上，又从何谈起对阿长的调侃和反讽呢？

  （本文已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