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真的可以成林吗

 


——质疑钱理群、潘新和教授的“立言以立人”说


汲安庆


“立言以立人”是钱理群和潘新和两位教授语文教育思想中十分鲜亮而温暖的观点。


钱教授说:“通过立言以立人,则是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与任务……人们通过语文活动,吸收了前人创造的文明结晶,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时,语言通过交流而存在,在交流中学会使用语言,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人。”这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的,通过“立言”这个抓手,将“立人”的工作在语文教育中做实、做深、做透、做成。


潘教授从理论的层面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观点——“立言”是语文教育的特殊性,“立人”是教育的普遍性。抓住“立言”以“立人”这一点很重要,不理解语文教育是通过“立言”来“立人”的,语文课就可能变成政治课、思想品德教育课。就是说,在语文教育中是不能空谈“立人”的,是不能脱离“立言”谈“立人”的,反之亦然,也不能脱离“立人”谈“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言语表现”,就是“写作”。所谓“立人”,就是培养具有健全言语人格的人。这个目标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语文教育是在言语活动与言语交流中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物质人到精神人的蜕变的。


身在教育的第一线,对老师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幌子,仅凭教参和鸡零狗碎的经验,将本是人文价值极其丰富的文章肢解得如法医刀下的尸体,却还当作珍馐美味沾沾自喜地硬推给学生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学生匍匐在排山倒海的习题之下,气喘吁吁,却又心存敬畏地面对,或者一跃而起,在其间摸爬滚打,变得极其圆滑、老到的现象也已习以为常了;对命题者貌似全面、生动、丰富,实则偏狭、死板、肤浅的试卷则更是一筹莫展,徒叹奈何了。针对日趋严重的工具化、奴性化、虚伪化的倾向,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忍受、适应,自我麻醉,鲜有反思和批判的冲动,更别说付诸突围了。在这种情况下,钱、潘两位教授将“立人”作为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提出来,吁请全社会一起思索立什么样的人,如何立人,并率先强调“立言以立人”,不仅体现了教育启蒙者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而且也让人重新看到了“铁肩担道义”的激情与力量。


说到“立言以立人”,我还会情不自禁想到荀子“性伪合”的教育智慧:以性(指人的先天素质,自然状态、原始性质和生理本能等)为原料,以“伪”(指通过后天的修养、学习而产生的种种变化)为手段,将原始状态的人变作社会化的人。钱、潘两位教授提倡通过生命化的存在性的写作,排除现实的各种异己力量,不断矫正、充实、提升自我,向精神自由和思想自觉的自为之境挺进,充分享受确证自我生存价值的快乐,可谓与之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立言以立人”的理念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提出的目标也更加高远:从大而无当的社会动物走向特征鲜明的符号动物、语言动物、文字动物、写作动物。特别是潘新和教授的论述:“写作,精神家园的建构,是人类克服自身的渺小感、孤独感和痛苦感的灵丹妙药,是自我救赎,自我完善的必由之途。”更是让每一个渴望在教育的园地里诗意栖居的人看到了希望,寻到了力量。


但是,“立言”这棵青翠的大树真的能一直生长、繁衍,最终在立人的世界里形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吗?


一个水瓶,水装得多了会溢出来;一个轮胎,气充得太足就会爆裂;一个“立言”,内涵太广,是否也会有不能承受之重?古人提倡的守静存养、“积渐”、自省慎独主敬、“藏修息游”、“预时孙磨”、“长善救失”依然是今天的“立人”之径,也是语文教育中不竭的思想资源。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很多优秀的课文,恰恰是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现代化印证、开掘和拓展。我们确实不能对其轻易否定,但是用“立言”来统摄它们,似乎又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比如你可以说通过立言来存养真、善、美,但你决不能否认存养真、善、美对立言的决定作用。孟子很“善言”,不是也自曝过是善养浩然之气的结果吗?钱教授所谈的打好终身学习学习的底子和精神的底子,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生命灵性,关注情感和想象的培育,不也是谈的立人之道吗?对于立言,仅是顺带而已。


潘教授认为不通过立言,语文课“就能变成政治课、思想品德教育课”,且认为这种课是“空谈”性质的,这真的有些委屈这门课了。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中学的政治课,以前确实有假、大、空的表现,但是现在非常注重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对思想境界的提升。特别是对各种正、反案例的剖析,很能引发对“立人”问题的深入思考。高中的政治课已经触及中西哲学的智慧,更不能说是空谈立人了。更何况,思想、政治、哲学教育也可以立言,写写时事评论,谈谈对流行元素的感受,完全可以。我教过一个学生,还在初中的时候,他对国内的方针、政策就能进行颇具深度的分析了,对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知识的了解,更是驾轻就熟,曾举办过一次校内讲座,写过一篇《二十一世纪的地球,谁主沉浮》的论文,那深度、广度绝不亚于某些专家。说“立言”是语文教育的特殊性显然欠妥。


强调“立言”以立人,为什么阅读、教学就不能呢?孔子饱览经书,一直“述而不作”,不是照样巍然屹立么?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阅读显然多于立言,他的人品与学识不同样令人仰之弥高么?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老师,论著述,可谓寥寥,但是论学养,论修为,他们绝不比著作等身的学者差,你能说他们没有“立起来”吗?在我看来,融铸他们生命激情与智慧的言没有立在散发油墨馨香的纸上,而是立在了一个个渴望成长的心灵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说,遏制自我言说的欲望,借别人之言、之行而“言”,或者自己少言、不言,却给学生留下广阔的“言说”空间,这种行为同样值得钦敬。他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扬名立万,也没机会流传后世,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饱满的人,一个挺拔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言立人不立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迫害同窗的李斯、谄媚权贵的班固,伪造祷文诬陷他人的潘岳、卖国求荣的汪精卫。据心理学家称,即使像安徒生、康德、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大家,心理也都是很不正常的。如此,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奢求立言以立人呢?潘教授认为克服这种文与人、言与德分裂的方法是“求诚”,但是按照求诚立言立德的逻辑顺序推进,说“求诚以立德”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关于写作,潘老师这样界定它的内涵:这不是狭义的形式上的写作活动,如一切的“文学创作”“应用写作”“学术写作”等,不是指日常的文字交流,不是只要动了笔就是写作,而是指人类一切创造性的言语生命活动,对人类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与进步有着积极贡献的写作、生命化的存在性的写作。倘若遵照这个要求,恐怕更是写者寥寥了。没有出类拔萃的智慧,没有洞察幽微的敏锐,没有博大渊深的积淀,没有超越权威的勇气,创造根本无从谈起,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积极贡献更是望尘莫及了。老实说,我是很爱写作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要对照潘老师的写作规定,真的啥也不是。不仅写作热情会消减,恐怕对于写作的能力、自信都会产生怀疑。中小学生正处于吸纳、融化、建构知识的初级阶段,不论知识储备,还是人生阅历都很浅、很软,想达到上述境界,就更加勉为其难了。如果一定要赶鸭子上架,只能是重新演绎现代版的拔苗助长。尽管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所立之场不同,所言角度各异,加上各各不同的背景、经历、学养,也能言出“新意”,甚至真能创造,就像白居易16岁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卓绝千古的诗句那样,但是这纯属凤毛麟角,而不是遍地开花。潘老师是在为“上等人”说法,而不是为大众。


对于所立之人,钱教授看重的是“精神独立和自由”, “对彼岸理想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潘教授欣赏的是超越生存性和功利性的健全、真诚的言语人格,依存于存在的言语创造力,根源于诗意生命和游戏精神的言语想象力。表述虽然不同,但是都指向了存在性的复合的精神主体,这种主体不反对植根现实,但更看重指向未来,钱教授说“只有现实而没有理想的教育,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功利和实用,这样的教育是没有未来的。”为了向这一伟大的目标迈进,两位老师力主“立言”,试图以此整合语文教育的所有活动,起到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的效果。遗憾的是这依然是一种企慕情境,可望而不可及。


首先,既然是复合主体,其中的质素就不会全部依靠立言来实现,赏乐行不行?绘画行不行?背诵行不行?看影片行不行?听讲座行不行?包括大家深恶痛绝的通过做题目,巩固知识、锻炼技能,行不行?只要掌握分寸,注意方法,我看是可以的。学生学得开心,学得有趣,再苦再累的活儿也不会觉得是在异化自己。美国实业家罗迦..因格认为创造性思维的三要素是:渊博的知识、活用知识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地进行各种尝试。显然,他是很看重知识和能力的,都提到创造的必然要素的高度了。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知识和能力更是必不可少,因为这是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也是拥有一定的政治权、经济权和人权的基础。当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之所以遭人唾弃,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形,成为一种废知识、伪能力了,但是这罪不在知识和能力,而是传授它们的人,训练它们的人。一个拥有较高教学素养和教学艺术的老师,可以将冰冷的知识加工得有滋有味,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出色地培养学生的智商、情商和德商的。


其次,即使人人能立言,立言的时间又从何而来?立言后的批改、交流时间又该如何保证?是一课一练,还是一单元一练,是一周一练,还是一月一练?当写作遭遇其他课程的学习,发生摩擦,冲突又该如何协调?即使如潘老师所说,激发学生的言语欲望,让他们自觉表达,自觉投稿,可是缺乏指导的言语实践又能行走多远?更何况,学生阅读未立,老师学养缺乏,根本无法保证言语表现的后续发展和真正质量。看看中高考作文,一些高手和庸手的作文分值不相伯仲,甚至离奇地偏低的情况,任何一个热衷于言语表现的学生还会虔诚地积淀、思索、实践,并为之忘我奉献吗?一些阅卷老师连作文优劣自己都一本糊涂账,又谈何别裁雅俗、衡量高下?更有甚者,连内容都不用看,只目测一下字迹、字数,便跟着感觉给个分数。这种草菅人命的现象多了,学生和老师还会有言语表现的生命冲动吗?对于这些大权在握,言语表现能力一锅粥的师者来说,无论其会不会表现,能与不能,他的人格都是严重出了问题的。用立言的方式救赎他们残忍、糜烂的人格,恐怕也是蚍蜉撼大树而已!


全民(或者多数)立言的景观似乎也出现过,比如盛唐气象,从帝王、贵族,到商人、僧尼,甚至妓女、贼寇,无一不热衷于诗歌表现。再如,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人文精神复苏,思想解冻,个性解放,对文学的阅读与写作,一度还成为时尚。可是,那都属于诗情与理想齐飞,开拓与创造一色的时代,现在却是一个物质欲望肆意泛滥,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守望精神的麦田,不仅需要直面贫穷的勇气,更需要忍受孤独的毅力。这对头磨尖了,趋利避害的现代人来说,放弃言语创造与表现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另外,结合钱、潘两位老师的论述,我感到他们似乎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即从立言到立人,而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凸显似乎弱了不少,立国的论述几乎难以觅到。这恐怕也是两位老师对“立言以立人”大加提倡,却仍不乐观的一个潜在原因。我坚信:一个胸怀终极关怀的人,他的人生格局是阔大的,他言语表现的动力是强劲的。同理,一个将自我价值植根于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人,他的气魄、责任、自信肯定会焕发出更加夺目、更加恒久的光彩。通俗地说,你的立言有没有对家长、对学校、对地区、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他们乐于为你一路提供绿灯,并产生期待和需求,迫切希望你立言,十分关键。俗虽俗,但很管用,而且很必要。因此,“立言”一说如何与个人需求、集体需求、社会需求,教育界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完美结合,并顺利发展,绝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可叹的是,这方面的阻力极为顽固。迎合了,说你媚俗;不迎合,说你务虚。甚而至于,认为你立言是不务正业,而横加干涉和扼杀的,也不在少数。想立言以立人,我先把你“立”了。


于是,不得不说说需求。潘老师在论及“立言”的当代动机时,总结了以下几点:一、写作是泄愤;二、写作是消遣;三、出于本能;四、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五、是一种自省,一种心理治疗;六、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个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七、我写故我在,写作与生命一体。对此,潘老师很高兴于写作动机从生存性、社会性、指令性的被动需求,转向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存在性的需要、生命本质性的潜在的需要。可是这毕竟仅是部分作家的动机,而不是全部。如何将之转化为所有老师、学生的动机,哪怕是实用需要的动机,现在想来都还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毕竟,人的价值观不像猪肉,这儿切一块,那儿补一条,就能协调均衡。从这个角度说,抽象的终极关怀如果不能指向具体的教育实践,并和师生现实性的需要结合起来,且能“化民成俗”,迂远而虚空的指责几乎是必然的。“立言以立人”的学说,如果不能“猥自枉屈”,“与民同欲”, 并“含而化之”,促使他们自觉的追求,那么不仅对那些不暇、不善、不愿、不能、不屑立言的人,就是对热爱言语表现,擅长言语表现的人来说,恐怕都会像失意后的唐伯虎在《桃花庵》一诗中自我解嘲的那样:“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如此,“立言以立人”成为美好的教育乌托邦,就是铁定的!


(注: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2010年第6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