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足球仅为竞“技”吗

校园足球仅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汲安庆

当下,校园足球正在如火如荼地普及,而竞技之风也在潜滋暗长:教学中过分地偏重战术指导与训练;与外校足球队频繁过招,以刺激学生的好胜之心、练技激情;通过选拔或外挖,成立学校的专业足球队,高薪外聘职业教练指导强化,力图打出学校的“足球品牌”……

足球教育,关注“技”的维度本无可厚非。没有颠球、传球、运球、射门、配合、突围等一系列技术的支撑,运动根本无以支撑和展开。问题是不能“唯技是图”,且将“技”与名、利牢牢挂钩,大搞面子工程,却把全员参与,康健身心的宗旨抛却脑后。这样,只能助长学生的功利之心。即使有幸将他们训练成足坛高手,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功利欲望的机器而已,与“全人教育”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便已认识到了:“学校教育当以体操及文艺两种陶冶为任务。”他说的体操涵盖面很广,角力、舞蹈、狩猎、战法,均在其中。体操不徒在增进身体锻炼力与优美,而且还与精神方面相调和。即使是注重训练教育、国家主义教育的古罗马,他们也没有忘记情意、道德的陶冶。这些史实启示我们:在足球教育中,技法训练仅是手段,目的应该指向运动热情的牧养,还有意志、精神、人格的磨砺。如果本末倒置,将“技”提升到理想之境恐怕也很难。

韩国足球名宿车范根在谈到韩国早期的足球教育之弊时曾坦言:“一些足球教练是从职业球员直接转过来的,教学上偏重竞技、体能,教得也不是很好。”我国的很多学者也意识到了指向名利的竞技之害:“中国足球发展缓慢,尤其是中国足球踢不出亚洲,打不向世界,就是功利在作怪无论是足球官员,还是足球先生,或者是球迷,都是着功利的目的管球、踢球、看球,这样的功利思想如何踢出亚洲呢?”指向功利的技术训练,技术之争,永远不会有大境界,大成就。

当然,校园足球也非只是竞“器”。时下各类刊物上有关足球教育的文章,常见大谈场地、设施重要性的文字。似乎此类器备不具有,便无以谈足球训练和教育,更别说发展足球事业了。这种思想显然是竞技思想的延伸。有优越的足球训练设施,固然可以更好地保证训练质量,但是光注意器备的发展,忽略人内在实力的充实与提升,也将于事无补。

清政府治下的北洋海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英国水兵闲时以踢足球为乐,把足球运动传播到全世界,可是北洋海军士兵却利用闲暇疯狂地吸食鸦片。尽管定远、镇远等军舰都是从德国进口,属于彼时世界第一的铁甲巨舰,日本海军围攻炮轰一个下午也不能击沉。但无论这些铁器怎么发达、坚固,也未能阻止北洋海军的全面溃败。何以故?器大人小,器强人弱,重器不重人,重外不重内,等待他们的只有败亡。

放眼当下世界,即使是巴西那样的足球强国,依然也有设施匮乏之处,不少足球少年在街头便是,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卓越与强大。

校园足球更多的应该是关注竞“趣”。趣味出,自然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活动的普及,体能的增强,身心的健康,技能的提高,合作意识的增强,包括教育部等6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意见中所说的“提升人口素质、推动足球事业发展、振奋民族精神提供有力支撑”等诸多目标的实现,均可水到渠成。

但兴趣不能靠外在的物质刺激与引诱,比如升学加分,评优优先;也非靠放羊式的自由玩闹——没有智慧含量的指导,学生对足球的兴趣绝不会深厚、持久;更不宜靠外在的施压、威逼,如走应试道路,将学生强行拉入足球训练,从而使学生为了分数而“被兴趣”,让本来富有情趣的足球运动变成不能承受的学习负累,这些都是有违兴趣之道和体育精神的。

兴趣重在唤醒、激发和牧养,而非强制、灌输和训练。因为前者是积极的内驱力,后者只是被动的拉拽力。只靠拉拽力的运动,是行之不远的。更为要命的是,这样做还会影响人格的健全发育,就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学生如果为利益所引诱,或是为暴力所强迫,他们就会装作被道理说服的样子。”如此一来,很容易培养虚与委蛇的病态人格,让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受到玷污。

从这个角度说,校园足球本质上应该是竞“道”。技术传授之道,兴趣培育之道,文化浸淫之道,人格牧养之道,教育发展之道……遗憾的是,这一点常被人视为假、大、空而主动放逐。尽管也有些人意识到“道”之重要性,但因能力有限,无法做到像民国时期的李叔同那样,即使教音乐、绘画,也能让学生风魔痴狂,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于是足球有教无育便不知不觉地成了常态。

其实,足球之道并非玄虚,而是渗透在足球运动的每个细胞,并通过运动者的态度、认知、习惯、追求非常具象地表现出来。李叔同教什么学生乐学什么,夏丏尊一语道破,是“以人格做背景”的缘故。成都大学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郑萌老师撰文谈到过这样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很多中国人踢业余足球,很容易突破、摆脱、护球、自由做各种花式动作,外国友人的口号是‘Fight for the ball’,然后升级为‘Fight for your rights’,这很难对付,至少你不能戏弄对手。跟外国友人踢过之后,才能体会什么叫‘民强’。即使技术不见得都好,战术未必合理(喜高压人盯人,区域防守意识不强),还有人年纪偏大,但人人都有很强战斗力,中国人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对付,而这些外国人只不过是从成都的夜总会中随便纠集起来的普通‘民众’。”临时集结的“乌合之众”,都能有如此可怕的战斗力,与他们“为足球而战”“为自我的权利而战”的信念——实际上正是他们的足球比赛之道,也是平时的训练之道,显然有着紧密的关联。

因此,足球教育中,有道,还是无道,质量肯定不可同日而语。有什么样的道,境界也会千差万别。纯粹地为应试,为名利固然不妥,但是像某些人叫喊的那样让“野性”“凶猛”“强健”成为关键词让“蛮荒之力”在每个学生的体内复活,恐怕也需要认真审视——一味地强调体能上的强悍,精神上野性,只为靠蛮力打击对手?没有文明的规约,蛮力化为凶残是轻而易举的。足球竞技需要争胜的意识,但这胜并非仅指赛场上分数的胜出,也包含了技术、能力、智慧、潜能、人格的充分发挥与张扬。惟其如此,足球教育才会真正地有容乃大,令人神往。

不过,足球训练的趣味也罢,教育之道也罢,指向的都是性灵的、精神的层面,靠“竞”是竞不来的,重要的是涵养,化生。强调“竞”,意在突出足球教育的过程中,目标意识,训练艺术,还有组织力、行动力、执行力等需注意强化罢了。

(注: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德育版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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