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乎情性的“直教”


本乎情性的“直教”


——从孙权的成功劝学说开去


汲安庆


这里所说的“直教”,是相对于“喻教”而言的。


喻教主要是通过比喻、类比、象征、说故事暗示等形式开导教育;直教就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直指本心,直奔主题,直截了当地说教。


虽然从理论上讲,“直教”干净利索,且短、平、快,但是因为此类失败的案例实在是多,已经导致这种教育方式不知不觉地成了死板、僵硬、低效,甚至无能、专制的象征,所以纯粹的直教一直不被看好。


但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所录的《孙权劝学》篇(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15课),却是一个非常顺利、非常成功的教育案例。比之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的类比技巧,庄子、孟子、韩非子等人的寓言艺术,譬喻艺术,孙权的有效直教,颇为耐人寻味。


其间到底蕴藏了怎样的教育之道?作为当下的教师,又该如何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呢?


在我看来,像孙权那样有效直教,至少要遵循下述三个原则。


一、有智


有智的教育一定是有智慧含金量的教育,且经历了主体生命的润泽和牧养,像水一样灵动,像地一样肥沃,像草一样繁茂,像花一样清芬。孙权的有智在文中集中表现为二——


一、眼光长远。孙权劝教吕蒙学习,劈头一句就是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双重否定,语气显得异常强烈、坚决,似乎带有点以上凌下的味道,但是因为有“当涂掌事”这句话的铺垫和支撑,以上凌下的专断假象也就不攻自破了。


据《三国志》记载,吕蒙因为在协助周瑜与曹仁争夺江陵的战役中,屡献奇策,立下了汗马功劳,时被拜为偏将军,领寻阳令。偏将军是将军的辅佐,其一言一行,着实关涉着很多人的性命。三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关羽、马超、赵云、徐晃、于禁、张郃等人都是做过偏将军,后来升至将军的,发展机遇多,晋升空间大,但是责任也更多、更大。领寻阳令,还要关心一个地区的民生问题、稳定问题、发展问题,并非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类型的。


也就是说,处于这样重要的位子,可能福及很多人,也可能祸及很多人,所以仅靠一点小聪明,或者在战斗中积累的一点阅历、经验,显然是不行的,必须读书学习。史料中没有写孙权的读书理由,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将心比心,实现历史的穿越:读书可以启迪智慧,可以开发潜能,可以借你一副眼光,赋你一种能量,进而可以辐射、惠及更多的人。“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可以做得更好,避免犯傻、犯浑、犯愚。


这样说,有没有启悟吕蒙呢?


有的。事实上,吕蒙自己内心也已经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


据《江表传》记载,吕蒙曾向时任东吴都督的鲁肃说过关羽的勤奋好学、熟读《左传》,刚毅果断,雄气十足;《三国志.陆逊转》也中记载了吕蒙对关羽的分析:有威风,英勇善战,天下闻名;有威望,“已据荆州,恩信大行”;有威力,与于禁交战大捷,胆壮气盛。虽然后一则记载带有韬光养晦的军事策略,但与关羽这样的对手抗衡,不读书,心中没底,则是吕蒙的心理实际。只不过因为惰性太重,且有畏难情绪,没有付诸实施罢了。


所以,孙权此刻的“劝你没商量”恰逢其时,且击中要害!一下子让吕蒙清醒过来,并坚定了读书的决心。虽然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乱世,这样的劝学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用现在的话说是“双赢”,因为后来鲁肃过世,正是吕蒙接替了他,执掌了吴国的军事指挥权。这次谈话也就因此有了让吕蒙进行前期自修、历练的目的。但是因为孙权站得高,看得远,这种功利色彩反而被一种神圣感,庄严感,责任感所取代,因而使吕蒙产生了不尽的学习动力。


《易经》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孙权的及时劝导,何尝不是让吕蒙的精神生命获得重生呢?吕蒙后来的孜孜以学,并能挑起一国的军事重任,何尝不是“生生”的结果呢?“生生”曰“易”,“易”即循环不息,生生不已。因此,说孙权的劝学,乃是他自己人生的“大德”,也不为过!


反顾当下的教育,有多少老师能本乎良心,着眼于教育的立德、立心、立人,为学生的人生作长远的考虑呢?重术轻道,重分轻德;以自我为体,学生为用;以教学为副业,以炒股、开店、培训等“余事”为主业,赤裸裸地只认分和钱,“利”字当头,责任沦丧,又谈何教育的高尚、高远?威逼利诱,弄虚作假,名实分裂,才性分裂,诚信分裂,如同人格的小丑,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教育早已贫血得奄奄一息,又谈何教逢其时?


叶圣陶先生早在1945年就曾撰文指出:“如今的教育不管这一点(注:为学生着想,以百姓为本),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干得花样翻新,总之毫不相干,因为这一点才是如今教育的根本和灵魂,而没有根本的树木是枯木,没有灵魂的躯体是尸体。”[①]


不幸的是,先生当年焦虑的问题,至今仍无缓解的迹象!


二、引导得法。说到吕蒙的惰性和畏难情绪,当然有证据。因为明知读书的重要,他却故意“辞以军中多务”,这着实有兵油子的感觉,也有耍官腔的味道,当然也可理解成一种别样的撒娇,难为他还说得情真意切,多么像现在的学生逃课、逃作业时所撒的一些谎言啊!面对这样的解释,作为上司的孙权如果稍稍麻痹,或者动哪怕一点点的恻隐之心,就极有可能纵容吕蒙维持现状,很难有日后的脱胎换骨和更大作为了。


孙权没有退步,而是见招拆招,步步紧逼: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这真是慧眼独具的点拨!看似容易,但如果没有深厚的积淀和阅读体验,敲碎了脑袋恐怕也说不出这样的话,这和诸葛亮的“观其大略”,庄子所说的“得兔忘蹄”“得意忘言”,韩愈所说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作为执政者,他一定是熔铸了自己的独特体验!


现在的教育为什么低效、无效,甚至反效,和教师的无力引导,无法引导,乃至错误引导,关系极大。理论书不读了,专业书不读了,甚至连品质较好的专业杂志,时尚杂志也不读了,岂能很好地引领学生阅读?不写作,怕写作,最后沦落到不会写作,毫无言语表现的深层体验,只靠东拼西凑的一些肤浅的写作常识,去指导学生写作,岂能指望学生妙语如珠,文质兼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靠教参,还有所谓的优秀教案集,教学设计集,独霸讲台,照本宣科,又岂能将学生培养得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引导是灵魂与灵魂的相互对话,智慧与智慧的彼此生发,但没有思想的高度,精神的厚度,体验的力度,根本难以为继。


二、有诚


但是,孙权执着和坚决的背后,自有诚意在!


通观劝学的整个过程,总体上一直都是在亲切、融洽、诚恳、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


从微观上讲,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称呼上见“诚”。孙权和吕蒙聊学习,称呼很特别——卿。虽然古代汉语词典上将之解释为“表尊敬 或爱意”的意思,但是君臣私下唠嗑,表示爱意的可能性极大(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就像现在朋友间的亲昵称呼“伙计”“哥们”“亲”,一下子就将关系拉近,使气氛其乐融融了。


对话是很讲究气场的,气场好,心灵很容易契合,效果就会特别理想,所以优秀的谈话者很注意这一点,如墨子劝说公输班、楚王,触龙劝说赵太后,都是先从身边的日常事件说起,使对方心灵的戒意、敌意、怒意,慢慢消融,然后再切入问题的核心。孙权的时间很宝贵,没有绕那么大的圈子,但是在称呼上用“昵称”,说明他其实也是很注意对话气场的创设的。


这与刘备对宠爱的大臣徐庶,还有三顾茅庐,终于初次见到的诸葛亮,不论亲疏,一律称呼“君”,是判然有别的。刘备显示的是“尊敬”,孙权显示的则是“亲近”。尊敬可以使人产生责任感,使命感,亲近则可以使人产生归属感,一体感,二者虽然达到的效果可能相同,但其内质还是有微妙的差别的。尊敬可以催生一个道德化的大我,亲近则可以产生一个生活化的真我,诸葛亮指点天下式的慷慨陈词,吕蒙躲猫猫式的逃避,足可说明这一切。


从教育的角度讲,两种气场的营造都必不可少,需视具体情况灵活采用,但是不可否认,亲切气场的营造,更利于对话者亮出真心,从而便于施教者的有效教育。高明的教师,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并能通过各种手段,使自我和学生一起融入教育情境,创设出一个属于他们学习共同体所独有的对话气场。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称呼、一声轻轻的嘀咕,甚至一个稍纵即逝的异样的眼神,也会及时捕捉,灵心妙运;蹩脚的教师,生活中的自我与教学中的自我则会分离,一副传道授业的模样,连腔调都会突然扭曲,变得十分做作、板滞,语言陌生得仿佛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声腔。课堂上有很多可以开发、利用的机遇,他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更糟糕的是,他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别人思想的一种复制、零售,形同木偶,学如鹦鹉,毫无自家的个性气息,言语才情。如此,又遑论气场的营造,更遑论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呢?


二是述己事显“诚”。孙权劝学的“极要紧,极精彩处”[②]就是自我私生活的袒露。“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事情繁多,照样读书,且收获多多,这是现身说法,也是真诚的交流。作为一方想有所作为的诸侯,日理万机肯定在所难免,但是孙权坚决不以此为借口,心安理得地不读书,无疑是英雄本质的豁然显现。英雄本质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更体现在生活中对自我沉沦势态的果断、顽强地遏制与克服。


述己事显“诚”,是思想穿越,生命融合必要条件,更是生命智能的如花绽放。交流使人进步,特别是带着自我精神生命气息的交流,更能使人进步。何以故?因为在交流中,思想、情感、人格、智慧的坐标立马形成,自我比照、调整、归趋、减省……一切都在暗流涌动,然后方向更明确,意志更笃定,思想更明晰,又岂能不进步呢?教育教学的有效,在于教者自身同化、建构知识的有效,在于自身情感体验,思想探寻的有效。惟其如此,对话中的“诚”字才会真实,有分量!


诗人沈浩波在谈及诗歌创作时,这样说到:“要会活,要活得欢腾,要把自己一百多斤肉全身心地放到生活里去,去经受生活和命运,那时,你才真知道什么是生命!你的诗才是真正的诗!”怎样放,沈浩波说得更通俗,更痛快:“要豁出去,别舍不得,别藏着掖着,别搞一些没用的。而且要脱光了搁进去,内裤都不能穿。那才是赤子之诗!”[③]孙权的直教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他将自己整个儿搁进去了,让吕蒙看到了,并感应到了他的真,所以他的“劝”是真正的“劝”,欢腾的“劝”。当然,这也不排除是针对了吕蒙大大咧咧的个性,犯不着跟他玩高深的喻教。


将孙权全身心的“劝”,坚持不懈的“劝”,和曹操蜻蜓点水式的,半吊子的“劝”放在一起,“有诚”原则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史载:曹操的儿子曹彰从小就善于骑马射箭,胆大力大,战功多多。但此君有个致命的弱点:不爱读书,有勇无谋。曹操对此很不满,曾经也劝他读读《诗》《书》。但是曹彰却冠冕堂皇地说,大丈夫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率领百万之众,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岂能靠几本书混个“博士”?这种想法不像“人君”。


曹操怎么做的呢?一笑了之,随后便听之任之了。教育的诚心有了,但是没有坚持到底,所以功亏一篑,令人深思。


三、有势


细品孙权的劝学,整个过程可谓气势如虹,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但是,这种“势”不是靠权力形成的。因为劝学的过程中,没有一句威胁之辞,有的只是讲理,是将心比心的启悟与沟通,宛如挚友聊天,以致吕蒙还能撒点娇,耍点滑儿。倘若有所恐吓,吕蒙断不会有此表现。


那么,有没有潜在的权力造势呢?就像《水浒传》里鲁智深劝说小霸王周通,将抢来的民女放还,也是“直教”,周通只好乖乖地放了?因为鲁智深的厉害,周通是心知肚明的,换成一个普通人,他恐怕理都不理。孙权是吕蒙的“大哥大”,如果吕蒙不听话,别说饭碗保不住,连脑袋是否能保住,都要打个问号。应该不会!因为吕蒙没做偷鸡摸狗,强抢民女的缺德事,他是循规蹈矩的,只是不求上进而已,犯不着被K。如果连这样的鸡毛蒜皮之事,也被揪住不放,只能显得孙权没有度量,没有水平。孙权没那么傻。更何况,孙权劝导吕蒙学习,有爱之深,欲日后重用的意图——他没有劝别人学习,即可证明。所以,劝学中的“势”不会是权力所致。


也不可能是苏轼所说的胆大、力大所致。“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能射杀猛虎,那武功、力气可不是一般的大。但问题是思想教育拼的不是动粗的力气和胆气,若是朝这方面比,吕蒙其实也不差。在某种程度上,他正是靠能打能杀起家的。


孙权劝学的“势”靠的是对读书价值的洞见和远见,靠的是自身不懈读书而获益的成功体验,也可以说靠的是对自我智慧,思想能量的无比自信!木心先生认为用比喻说理,是“人类智力还在低级阶段的表现”,是“不得已”,是“苦中作乐”,真正相爱的人,或者智者面对,相视而笑,是不用比喻的。此说极为偏执,将西方的先知、中国的先秦诸子也打入了另册,但是他突出直教中的爱、智慧、自信,的确不失为一种卓见。


在我看来,孙权直教中一以贯之的“势”,和曹操欣赏的那种儒雅、潇洒、大气、勇敢、自信倒是颇为吻合。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以所谓的四十万大军,挺进濡须口,要和孙权决一死战。因为对这次战争的天时地利估计不足,导致刚一交战,就陷入被动,只能“坚守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孙权亲自乘了一条轻船(估计应有一个船队),从濡须口驶到曹军水寨前挑战,曹操不敢轻举妄动,命令箭弩“不得妄发”,于是孙权的船队“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在曹营前走了大约五六里路,才返回。回去的时候,还对曹操击鼓奏乐,“鼓吹”了一番。曹操喟然而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孙权的这种势,也是基于对自己能力、实力的高度自信。


联系汉魏时期的教育语境来看,孙权劝学中的势更为可贵!当时的教育着实已经从教化、修己慢慢转向了求取功名利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明确写道:“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前有光武帝南征北战,手不释卷;现有对手曹操,逐鹿中原,老而好学,孙权要想自保,自强,使自己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不读书,肯定不行。因此,孙权劝学是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准确把握,对读书创造美好生存、发展前景的高度自信。将读书的价值上升到这个层面,自有一种大气、霸气在。


虽然有学者指出这些武人的读书有“权谋崇拜”的倾向,并诱发了心灵的灾难[④],但是作为教育者,我们完全可以剔除这些糟粕,取其自然英旨——读书以医愚,延展视听,明心见性,培养心中的浩然之气,自可神姿英发,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遗憾的是,相对于孙权劝学的“有势”,当下教育真的让人有“弱势”,甚至“无势”之感。沉湎于教参的既定结论,臣服于专家、学者的思想,自我的思想早已付之阙如,岂能有充沛的底气教育学生?觉得当初进入师范大学时,分数线低人一等;工作后,薪水又低人数等,不愿孔颜乐处,又不能像孟子那样身为布衣,却能以“帝王师”自居,牛气干云,于是只能把自己搞得猥琐不堪,这哪里能指望他教育的自信和大气?不读书、不研讨、不请教,又不倾听、不观察、不思考,只知道成天围绕考点转,绞尽脑汁地押题,疯魔痴狂地讲题,呕心沥血地改题,将学生、自己的生命能量一起慢慢消耗殆尽,搞得身心憔悴,以养成对题目的条件反射,挣得较为满意的分数,全然忽略情感的滋养,意趣的牧养和灵魂的静养,这样又岂能巴望他教育的生气、灵气和豪气?凡此种种,恶性循环,层层累积,教育又岂能贯通天地,势如破竹?


叶圣陶先生在谈及写作时,曾经这样强调:“必须本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⑤]孙权的直教之所以有效,恐怕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吻合了这种思想的精髓。这很神奇,值得为之驻足、沉思!


 


 


 


 








[]叶圣陶:《叶圣陶论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1月第1版,第59页。



[]鲁迅:《不应该那么写》,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卷第321页。



[]吴广平主编:《文学教育新视野》,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月第1版,第440页。



[]刘再复:《人文十三步》,中信出版社,201011月第1版,第270页页。



[]叶圣陶:《作文论》,见《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本乎情性的“直教”》有7个想法

  1. 有《孙权劝学》反思现在的语文教学现实,写尽所有不计功利,追求真境界,纯美情感的语文教师的愿望,也见汲老师深厚的学识修养,很赞赏。敬佩。[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呵呵,您的概括力让人有眼睛一亮的清新!这是应吴炜旻编辑之约而写,从教育的角度解读文本。因为他们很大胆,不介意字数,只关注思想的酣畅表达,所以我比较放松地写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思想一放开,字数就会多,字数多,一般人是很不屑看的。您能静心阅读,且能精到概括,我很感动,也很受鼓舞。谢谢您的认同![/quote]

  2. 从教育角度解读文本,见解不凡,谢谢老师。[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刘再复先生说:“教育的首要使命就是为学生立心。不能为孩子们立心,怎能为天地立心?”此话信然。以前讲教育的角度,总会用标语式的,意识形态极其浓郁的话语,进行概念化地说教。这其实已经有违教育对优秀人性的塑造了。真正的教育,不论用理性,还是知性,感性的方式,一定要让学生贴心贴肉地认同,这样,塑造优秀人性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福建教育》这个栏目的设计,也是着眼于此吧![/quote]

  3. 谢谢汲老师的回复,有智者引路,我以后将不再孤独苦闷,傅雷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会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普天下赤子之心是相通的。向汲老师学习,把语文课上得生动,精致,优美,吸引学生。也尽力阅读更多教育及文学作品,像对待“恋人”一样不断写作,只求心灵的安稳和“连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独立。[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呵呵,有您“同声相应”,“吾道不孤”矣![/quote]

  4. 短短的一篇文章,能读出这样的境界,能有这么多的联想推广,真让人佩服。[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很高兴在这里与位静老师再次相逢,也谢谢您热忱的肯定。忠于自我体验,忠于自我思考,是我始终坚持的立场。即使肤浅,即使有错,也应该会有认识的价值。欢迎您继续关注,指正,可以让我更好地直观自身,扬长避短。[/quote]

  5. 能把一切都与教育融会贯通,只有真正爱教育、懂教育的教育家才有如此灵敏的感应能力。祝国庆节快乐![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呵呵,自新过誉了。借文本,将别人的有价值的思想挖出来,也街机发抒一下自己的教育随想罢了。[/quote]

  6. 好。看了直呼惊讶,古典、现代文学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写的多不是错,是思想的酣畅淋漓,佩服,我看自己写这次培训的论文,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脑瘫涂地也无济于事……不纳何吐啊,向您学习![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增江,可不兴这么贬己扬人啊!每个人的阅读方向不一样,在写作中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你能进入市级学科带头人行列就足以证明你有你的优势,不必过谦的。[/quote]

  7. 汲老师的博文都这么长!看得累阿!不过,值!汲老师对当今教师水准很担忧,不是没道理,我觉得文中分析很透彻,希望我们老师为吕蒙,新时代吕蒙。[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呵呵,云东兄的评点也很耐读,既能激励人,又能启发人,握手![emot]24[/emot][/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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