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的语文教育美学

《吕氏春秋》中的语文教育美学


汲安庆


谈及《吕氏春秋》,人们多着眼于其政治、思想的效能和学术创新的价值。


比如讲《吕氏春秋》综合百家之说,意在为即将完成统一大任的秦帝国的统治者提供“守天下”的思想策略。大秦帝国既然在军事、政治方面执了牛耳,在思想文化领域理应当仁不让。何况,此前的《荀子》《易传》已有综合的发端,此后的书同文、行同伦、言同一,还有汉代开始的道学当政,继后的独尊儒术,无不延续了这种综合的洪波。更何况,以“齐一百家,创立新说”为己任的吕不韦也毫不避讳地说:“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执一,所以持之也。一则治,两则乱。”[1]这种定论没有疑义,几成共识。


比如讲《吕氏春秋》兼收有余,创新不足。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将之列为杂家——并未融汇百家,自铸伟辞;清代汪中说它“不名一家之学”[2],实际上是讲它的杂烩、粗劣,甚至抵牾。虽然后世也有一些学者为之辩护,说它“初步的体系”是有的[3],“也有自己的编纂原则和倾向”[4],但均局限于继承与创新的学术层面上。


很少有人看到《吕氏春秋》中的教育美学思想,特别是语文教育美学思想。这是有失公允的。


在我看来,《吕氏春秋》针对的阅读、教育对象是处于帝国权利核心层的帝王、显贵,尽管利字当头,谋术的味道较浓,像市侩之学;言辞恳切,竭尽心智,却没有被秦始皇采纳,属于“失败之学”,但这依然难掩其间蕴藏的教育美学的价值光芒。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惟其如此,更值得去关注和研究。


无意识中生长起来的美学思想,往往更富价值。


一、             和心行适


在《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耳之情欲声,心弗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人的感官天然地喜欢美声、美色、美香、美味,但如果心情不乐,一切都免谈。这就道出了审美主体心理状态的重要性。心理状态佳,可以愉悦地,高效地欣赏美,享受美。不美,也能赏出美来!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那么,如何让心“和平”呢?吕氏春秋·仲夏纪·情欲》提出了”得其情“的观点——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


也就是说,贪欲、情欲,乃是人的天性,贤愚贵贱,君、君都有,很正常,只要能顺应、满足合理、正当的情欲,或者像圣人一样,通过“修节”,就像荀子提倡的那样“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唯有制止非正当情欲,疏通合理情欲,才完全可以内心“和平”,从而达到养生、全生,贵生的目的。


多么高的立意啊!都提升到养身的角度了!以道制欲,又能得其情,这不是典型的中和之美么?


《吕氏春秋》这样论述,其指向是养国、稳国和兴国的,要求人节欲,达到心灵和平的境界,实际上是劝讽执政者不要一味地奢靡,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使金石、木革丝竹歌舞之声“若雷”“若霆”“若噪”,这样不仅不利于养生,还会导致民怨沸腾,进而走向亡国的地步。论述的立意拔得更高了!


“和心行适”思想中的养生价值、政治功用,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们更看重其间的语文教育的美学价值。


首先是“和心”的价值。心和平,审美活动才会产生。否则,只能做无用功。语教学何尝不是这样呢?教案设计得再详尽,课讲得再口若悬河,题目做得再排山倒海,如果不能让学生心平气和,精骛八级,心游万仞,所有的努力都是低效,或无效,甚至是反效的。而艺术地引领学生进入学习的气场,积极地建构知识,自由地阐发思想,实现和文本中中生命的有效融合,则会事半而功倍。就像荀子《正名》中所说的“心平愉”,可以“养目”“养耳”“养口”“养体”,甚至“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或者像朱熹《论语集注》中所说的“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甚至获得类似佛家所向往的与神主通灵的终极之乐!


其次是“行适”的价值。以道制欲,法天地的自然和谐运行,使行为适中、适当,这既内蕴了儒家的“中和之美”“修、齐、治、平”的思想,又包融了道家法自然重生、养生的思想。反观当下的语文教育,以道(高尚的思想、健康的情感)制欲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盛行的是“以术激欲——好好学,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什么都会有; “以威制欲——不好好学,将来只能扫大街,给人家拎小包,像条哈巴狗一样。语文教学成了功利之学,只要能取得成绩,无所不用其极,管你情不情愿,道德不道德,也不论你将来是否会对语文或祖国的传统文化保持兴趣,对善良怀有敬畏之心,只要努力将你送进高一级学校,就算大功告成,甚至可能趁机成为五花八门的教学名师,获得各式奖励,何乐而不为呢?情感本体卑微地臣服工具本体,目光短浅,大道沦丧,语文教学开始恶质化,一概不管,依旧我行我素,这真的让人情何以堪,让语文教育何以自处呢?


另外,不能不谈到“适音”的美学启迪。适音,也可以说是音适。《吕氏春秋》认为,大自然“终则复始,极则复反”的和谐运动,产生了万物,万物有了形体,才会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换句话说,就是“美出于适”。这和早期的“阴阳”“五行”美学思想,音乐要适应人生理和心理的和谐,而不能逆心而行,一味地追求感官刺激,可谓异曲同工。因为《吕氏春秋》也认为乐舞要以中和为准,不宜“太巨”“太小”“太清”“太浊”,只不过多加了一条,还要以养生为则。


在语文教学中,对审美客体,不论是文本,还是学生,或教者本人(当然,学生、教者在互动的时候,其实是主、客体不断变化的),都应该注意“适”的原则。问题的设计,不宜太难,或太易;教学的语速、节奏不宜太快,或太慢;对受众的水平不宜估得太高,或太低……否则,别说审美难以进行,就是寻常的知识传递,恐怕都会成为问题。


二、遇合无常


“遇合无常”涉及的是审美差异性问题。面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因审美素养、审美能力、审美意识有别,得出的审美判断往往悬殊很大,甚至截然相反。


氏春秋·孝行览·遇合》中,这样写到——


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 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故曰:遇合也无常,说,适然也。若人之于色也,无不知说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越王因为不懂五音,结果人家吹奏得精确、高雅,他不欣赏;吹奏鄙野的,不成调的野音,他反而乐得屁颠颠的。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越王这里,“美丽的青山”有了,他却无法见出妩媚。滑稽不已,荒诞不已。


同样的道理,《吕氏春秋·有始览·去尤》还借鲁之“恶者”(丑男)为例,予以强化。“恶者”之父出门看到美男子商咄,回家却对邻居说:“商咄不若吾子矣!”因为偏爱,他审美的天眼闭合了,睁着俗眼说瞎话。连柳宗元所说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也谈不上。你再怎么移情,也不能颠倒黑白啊!


《吕氏春秋》借这两个故事,本想说明“士”的遇合的,能否见用,能力是一方面,还需要伯乐式领导的慧眼识人才。但因为形象大于思维,这两个事例也一语道破了审美的规律:有美的事物,还需有懂得欣赏美的人。二者结合,或者说遇合,审美活动方可正常发生。


如何遇合,使认识、审美不走偏,《吕氏春秋》提出了“学达天性”的主张。人的天性有异,但可以因其本性而教化,使固有的本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与孟子的“充实之谓美”的思想不谋而合。


学达天性,剔除自身的劣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吕氏春秋》举了大盗、市侩、暴徒、骗子等一系列的“刑戮死辱”之人,如何向名师学习,弃恶归正,“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的故事,予以验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吕氏春秋》很自然地提出教师应该“视徒如己,反己以教”的观点,即教师要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同一起点,欲学生所做的,必可反推及于己身,这样才能“得教之情”,达到“师徒同体”的境界,使“学业彰明”,“道术大行”。


这是何等愉悦的教学境界!说它有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的味道,也不为过。大道至简,大道相通。《吕氏春秋》“视徒如己,反己以教”的观点和狄尔泰生命融合的美学观点,本质上完全一致,只有想学生之所想,疑学生之所疑,乐学生之所乐,与他们的精神生命彻底融合,有效教学,审美的教学才会真正发生!


光有美的客体,而审美主体缺乏一定的美学素养,没有审美知觉,没有审美判,更不懂审美评价,那么“审”就无从谈起。黑格尔讲过,一个面对自然美只知道喊美呀美的人,还是一个野蛮人[5]。已经感觉到美,但因为缺乏内审美的判断力,无法将审美感受精致化、扩大化的人,在黑格尔的眼中都是“野蛮人”,那么没对审美客体,却无动于衷的人,甚至还打着科学主义的幌子,将美条割得体无完肤,不忍卒观的人,岂非连动物性的审美也谈不上?


《吕氏春秋》主张“学达天性”,改变这种困境,真是智慧的点睛!作为语文教育者,倘若枯守大学时代的那一桶水,甚至仅是半桶水,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不用知识的源头活水来充实自我,提升自我,那么走向越王、恶人之父的粗鄙,肤浅、顽固就是必然的了,连那些通过虚心学习,改变自身恶劣形象的大盗、市侩、暴徒、骗子也不如!


不幸的是,这竟然成了事实!对语文学科的教育发展史一无所知,对当下语文刊物探讨的热点一无所知,对西方前沿的文艺理论一无所知,不懂认祖归宗,不懂博观约取,更谈不上学贯中西,学科史的门没有摸到,学术共同体的边也没沾上,却能在语文的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还能志得意满地侃侃而谈,“学达天性”在他们那里,真的成了永远的乌托邦了!


三、观音知风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产生于心灵。心有所感,就会用音乐表现出来。反过来,音乐也会润化内心。由此,音乐的认识作用就产生了,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主观的“德”“志”,而且可以从中见出政治的兴衰——


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音乐的教化作用也产生了——


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誂越、慆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


这显然是从音乐的角度,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作出了颇为个性化的论证和丰富,教化说也上承了《礼记.乐记》中的思想:“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有如此的认识,实在是根源于当的时代背景。“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不知义理。”这是不可能产生快乐和谐的治世之音的,只能产生悲哀、暴戾的亡国之音。“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6]


因此,《吕氏春秋》认为乐是“天地之和,阴阳之调”的产物,人也是“天地之和”的产物,力倡音乐的“和”与“适”。既然和适的音乐产自平和的心灵,而淫荡的音乐出自邪恶的心灵,那么,唯有“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将德教和乐教结合起来,以德化心,所产生的音乐就自然属于雅乐、正声了。


观音知风,正德出乐,其真正的意旨是提醒执政者注意训练敏锐的政治嗅觉,磨砺细腻、圆融,怀柔、恒久的管理智慧,是审“利”,而非审“美”。但是其精神血脉里的自发审美,依然给人留下绵长的回味。


观音知风、知志、知德,触及的是乐品和人品的关系,与儒家的文品与人品之说,如“有德者必有言”相类。虽然将音乐与人的德、志联系到一块儿,有硬性“比德”的机械,概念化、道学化的倾向较重,但是不可否认,音乐的确可以见出境界的高低,雅俗的分别,因为音乐的节奏、韵律、气势与人的心灵宇宙同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以在听众中引起相应的心情而引起性格的变化,例如听者性格偏柔,刚的乐调可以使他的心情由柔变刚[7]。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心情和性格,教育的作用随之产生。


语文教学面对的是意蕴丰富的文本,心灵斑斓的学生,如何在教学的互动中观风、观志、观德,从中萃取出有价值的精神营养,润泽各自的想象,强健各自的意志,美化各自的灵魂,蓬勃各自的生命智慧,永远是教学的主旋律。将之视为道德说教,或者屠龙之术,对真嗤之以鼻,对善麻木不仁,对美无动于衷,却对如何得分的厚黑学,猜题、押题的各种秘笈津津有味,那么培养的学生还能不“衰德”,“邪慢”吗?


知风,特别是从音乐中获知有“滔荡之气、邪慢之心”的时候,该怎么办?《吕氏春秋》的应对策略之一是“反道以修德”,因为“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如何修德,古人有学诗、习礼、慎独、坐忘、内省、内觉、内照、外铄之说,今人有通过读书,榜样教育等形式,陶冶性情、塑造人性、建立新感性之说,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就是“探究和建设人的心理本体”。[8]


“修德说”启示我们语老师:要经常将自我当作认识、审美的客体,不断地观照,省思、完善、提升,使自己不断地走向充盈和完美。这是自我精神生命生长的需要,更是充盈学生精神生命,濡染学生生命智慧的需要,因为教师的内德外行,都是一本鲜活的书。就像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家布贝尔说的那样:“教育的目的不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谕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9]充盈人生,活出一个潇洒、自由、智慧的“我”,离开修德,又从何谈起呢?


值得一提的是,《吕氏春秋》“知音观风”说中还涉及了“环境的作用”,所谓“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烦而乐淫。”这种比兴手法中提到的“土”“水”“世”,落实到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将之视为一种氛围,一种气场。氛围、气场对学习的质量、品味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比如读书的氛围、探讨的氛围、静思的气场、对话的气场,置身其中,那种享受,那种效率,那种从现实世界超脱的轻盈或充实,是难以言传的。


可是,因为毫无知识含金量和思考容量的满堂灌,将情韵饱满,美学价值丰富的文本肢解成琐碎的所谓知识点,然后美其名曰“短、平、快”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在考场上动物一样条件反射,机器一样作答的功利性,还有因自身对教参的依恋癖而产生的懒于读书,荒于思考的恶习,语文学习的温润、幸福的气场早已被蹂躏得荡然无存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学的悲哀。


在这种情势下,重温、吸纳《吕氏春秋》中自发的语文教育美学思想,进行必要的拨乱、矫枉,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选择呢!








[1] 吕不韦:《吕氏春秋.执一》。



[2] 汪中:《<吕氏春秋>序》,载于毕沅的《述学<吕氏春秋>附考》。



[3] 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6月第1版,第265页。



[4] 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月版,第137页。



[5] 转引自王建疆:《修养.境界.审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月第1版,第24页。



[6] 《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



[7]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月第2版,第34页。



[8] 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1月第1版,第54页。



[9] 布贝尔:《我与你》,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0页。

《《吕氏春秋》中的语文教育美学》有3个想法

  1. 《吕氏春秋》中还蕴含了很多前人的智慧,单是《察今》和《察传》两篇文章就让人受用不尽了。[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岳老师的博览,深读,令人敬佩。向您学习!有空多交流。[/quote]

  2. 《新课程》《新课程学习》省一级教育类期刊,《神州》《高中生学习》国家一级教育类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正规刊物,中国知网 全文收录,三号全,全国公开发行。
    《少年素质教育报》知网全文收录,订阅报纸,可免费刊登校园新闻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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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耀东(身份可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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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心无旁骛,一心只静静地研究教于学,这种感觉真好!真的,很喜欢您的静心与专注![quote][b]以下为汲安庆的回复:[/b]
    谢谢自新的鼓励!我离你所说的境界还有距离,但是在着力靠近。一起加油![/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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