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譬喻长于何处

孟子的譬喻长于何处


                                               厦门市教科院 俞发亮


厦门英才学校 汲安庆


因为譬喻能“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所以多用譬喻、巧用譬喻几乎成了战国时代雄辩滔滔的策士们共同的言语追求。而在这群善譬的高手之中,孟子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


一、执着地以喻言志


如果把孟子的譬喻比作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的圆心便是他不断强调的王道思想。


孟子的王道思想一言以蔽之“以德行政者王”,这和当时君王们崇奉的依靠暴力实行统治的霸道思想是判然有别的。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毫不客气地否定梁惠王的治国尽心一说;用“罪兵”之喻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致使民不聊生,根本无望百姓人口增多;和宋国大夫戴盈之对话,用“月攘一鸡”喻宋国沉重的“关市之征”的不义,同时暗讽宋国君臣的知错不改;面对梁襄王连珠跑似的发问:“孰能一之”“熟能与之”,孟子用“旱苗盼雨”“水之就下”两个形象的譬喻,旗帜鲜明地突出了君王不滥杀无辜的重要性。这些譬喻可以说都是其“以德行政者王”学说的具体展开。


透过孟子的譬喻,我们不难发现:其王道思想至少包含了3个层面的内涵:1、确保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使老百姓数口之家无饥;2、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3反身而诚,革除苛政、酷政、虐政,不给自己治国失误寻找任何借口。无论是关注老百姓的生存权,受教育权,还是执政者的自我省思,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王天下”。但在孟子的心中,仁者得天下、治天下和关注民生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君王爱民、保民、富民、教民,就可以王天下;反之,虐民、坑民、害民、愚民,则会失去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正是对君民关系辩证思考的形象概括。


因此,执着地用譬喻为自己的王道思想鸣锣开道成了孟子譬喻的一个鲜明特点,东汉学者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这个“独”字除了譬喻所具备的类似“立象以尽意”的共性之外,还应囊括孟子所言之意的个性上。这一特点和战国时代的其他人放在一起就特别显豁了:韩非子的譬喻所言的是严刑峻法的霸道思想,如“守株待兔”嘲讽的是不知变通,把偶然当作必然的保守思想,其终极目的就是为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张本;庄子的譬喻所言的主要是在污浊的世界中如何自我解脱,自我保全的思想,如“曳尾涂中”里的乌龟,宁愿摇着尾巴在烂泥塘里爬来爬去,也不愿被被藏之于庙堂之上,这显然是庄子对无名利之累的逍遥之境的一种渴望。


二、悄然地以喻抒情


悄然地以喻抒情,这几乎是所有个性鲜明的作家写作中的一个共同特色,比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对三仙姑的肖像描写:“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一个形象的比喻不仅暗示了三仙姑卖弄风骚的个性,还将作者的调侃之情轻松地抖了出来。


但是孟子的譬喻依然有他迥异于别人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诗情。这种特征可以和邹忌的劝讽艺术比照着看。邹忌是拿自己的切身经历说事,从妻子私我,小妾畏我,客人求我而不说真话的现象中悟出君王蒙蔽更深的道理,写实性很强,给人感觉很生活化。孟子则迥然不同,他会用创造性的生动多姿的比喻开启别人的联想和想象,进而悟到相关的道理,理想化,虚拟化的色彩很重。比如用“旱苗盼雨”“水之就下”的譬喻,不仅突出了“仁”的重要性,还描述了一个令君王神往的政治蓝图。杨公骥先生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产物,而是情感联想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


二是激情。孟子譬喻中的激情,主要体现在情感的力度上,这种力度是和人物形象的传神刻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五十步笑百步”中逃兵的描摹,孟子抓住“弃”、“曳”、“笑”,将逃兵对自己缺点盲视,却讪笑别人的滑稽感一下子放大了;“月攘一鸡”中孟子则抓住偷鸡贼的语言,突显其思维逻辑的荒诞感,使其泼皮的嘴脸昭然若揭;在“齐人乞墦”中,孟子对那位齐人“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回家后“骄其妻妾”的丑态的刻画,使人物的厚颜无耻形象已经到了无可遁形的地步。


即使对梁襄王的解答,从表面上看孟子似乎不厌其烦,但是静静体会,我们依然可以感到对话中像地下岩浆般奔突的对梁襄王的鄙夷之情。比如初次见面,孟子觉得梁惠王不像人君。这种激烈的情感恰恰是借一句很平淡叙述表现出来的——“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卒然”即“猝然”,英文中叫abruptly,除含有突然、贸然之意外,也含有无礼、粗鲁的意思。更何况,梁襄王后来的发问一直是“利”字当头,且有个“杀人如麻”的恶习,和孟子本人提倡的“存养善性”相去甚远,这怎么能不令他深恶痛疾呢?


可以说,这种接天卷地的厌恶之情正是孟子通过譬喻所要传递的情感!刻画得越细致,越荒谬,传递的情感就越强旺,越猛烈!


三、巧妙地以喻显智


在《寡人之于国也》这则选文中,孟子说梁惠王“好战”。史料记载这位好战之王曾经侵略别的国家,如派大将庞涓进攻赵国;被别的国家打败,想重整旗鼓,又怕失败,竟然用自己的子弟去殉葬。面对这样一个愚昧、残暴的君王,孟子比喻中的逃兵显得很傻,那个杀了人却说责任在兵器的家伙则完全是一副无赖的嘴脸,这种带有讽刺性的譬喻矛头直指对方,对方却没有被激怒,这不能提到孟子譬喻中彰显的人生智慧。


首先,孟子的譬喻针对了梁惠王的困惑点。作为做梦都想重振昔日晋国雄风的梁惠王,自己觉得治国用心了,而“民不加多”,梦想就此搁浅,他不仅苦恼不堪,而且也是毫不甘心的。在这个时候,伟大的智者孟子出现了,即将解决他的心理困惑,他怎么会”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呢?


更何况,孟子的观点已经取得了梁惠王的认同。梁惠王说“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这种先消除对方的敌意,将其引入自己的语言伏击圈,再趁势反击的智慧,颇类似于道家的入势而化的智慧。比如阿城的小说《棋王》中有一个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儿曾这样点化主人公王一生:“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孟子的譬喻便起到了让对手入势,但又能含而化之的目的。可见,孟子并不是人们表面看到的遇强则强的纯种鹰派人物,他也懂得缓冲的技巧,他的收拳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强劲地出击。


其次,孟子的譬喻结合了梁惠王的兴趣点。梁惠王渴望“民加多”的真正目的是“王天下”,孟子的譬喻正是奔他这个梦想而来的,“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况且,孟子还详论了如何使民加多的策略。面对如此重要的传经送宝之人,即使对方语言不是那么委婉动听,又有什么大碍呢?


再次,孟子的譬喻适逢了梁惠王的着眼点。经历了错失商鞅、孙膑的惨痛教训,梁惠王的脑筋开始转弯了,他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孟子、邹衍、淳于髡等社会名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进来,待如上宾的。既然是名流,君王不会不懂得借助名流的名声以扩充自己政治势力的目的。洗劫圆明园的法国海军上尉巴特勒还想借助著名作家雨果为自己的劣迹歌功颂德,更何况身陷逆境的梁惠王呢?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譬喻智慧还体现在因人而异的恰当性上。比如对君王,他的譬喻层出不穷,其势滔滔;对官员或对手,他的譬喻与说理交相运用;而对弟子,他往往不用或少用譬喻,让自己的观点不加遮拦地冲决而出。这似乎是一种潜意识,但是却成了不可争辩的习惯,渐入化境的智慧。


对君王,孟子需要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所以让君王记住,思考,并融汇贯通,必须力求将高深的道理说通俗,这方面譬喻自然成了最好的选择;而对手,一般级别相同,所以完全可以直奔主题,譬喻只是增强论辩气势的辅助手段而已;对自己的弟子,因为是一家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则可以信口而谈,随情随性,所以直接说理成了自觉的选择。事实上,这种特征,只要对照一下唐朝的魏征,就可以一目了然了。魏征是敢谏,死谏,基本上用的是第三种方式,所以气得李世民有一天当着长孙皇后的面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由此,孟子巧妙地以喻显智的特点可见一斑


三、自信地以喻骋性


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孟子个性的张扬。


在《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没有一句话赞美梁惠王。其实,发生饥荒,梁惠王能够移民、移粟,这一点孟子完全可以表扬一下。在大量的譬喻中,孟子对君臣形象的漫画化,如逃兵、偷鸡贼,说梁襄王不像人君,这些无不体现了他作为帝王精神导师的心理倾向。孟子曾直言不讳自己退居在家,跟王相见的次数太少了,王虽然有智慧的萌芽,自己不能及时帮助他,王不聪明也就不足为怪了。再如,孟子和对手的对话不容置辩的语气,比如和梁惠王对话中的反问语气,“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和戴盈之对话中的无比肯定的语气,“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些细节无不体现了孟子精神深处的傲性和刚性,说他超级气粗,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清代学者方宗诚说孟子“设喻奇幻,有锋铓。”锋芒正是指的他这种尖锐的个性。孟子本人就牛气冲天地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这种高贵的个性是和孟子对“浩然之气”的存养是不可分割的。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所以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这种高贵的个性和孟子对自身角色的认定,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也是紧密关联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把人像牲口一样赶往战场集体屠杀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国时代是一个达官显贵与贫民百姓生活如天堂、地狱般截然不同的时代,“君之仓廪实,府库充”,然而“民有饥色,涂有饿莩”;战国时代是一个从帝王到草根一起疯狂追逐权势、富贵,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也有之!孟子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为了拯救这个礼崩乐坏,满目疮痍的社会,他举起了“性本善”的大旗,奔走呼号,议论纵横,力图挽救人性的沦丧,完全似神话中的大神女娲,是以一个拯救者、创造者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他的令人仰之弥高的傲性和刚性,豪气与胆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奇怪的是这位至刚之人提出的以德治国的王道思想,竟是那样地令人感到非常温暖,却又被梁惠王说成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用现代人的解读就是迂腐、遥远,不切实际,就好像一群老虎在你不远处磨牙吼叫,你却拿出降龙十八掌的秘笈来练习一样不实用。孟子欲“以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借此来要求当时的统治者成为“圣君明主”,并“施政于民”,“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显然是期望值过高,对统治者的“性善”寄予厚望,对其“兽性”却过于低估,这种泛道德化和道德先验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本体预设,不禁令人感到孟子豪情的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悲凉况味!


复旦大学樊树志说孟子只要“稍加迁就,那么就可以立刻成为布衣卿相。一个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便可以改变一国之命运,也可以使自己飞黄腾达。然而孟子并没有迁就,当然也没有腾达,这使后世知识分子感慨不已。”


可正是因为没有迁就,没有腾达,孟子才得以成为孟子,铮铮铁骨、千古独一的孟子!在拯救乱世过程中执著与刚毅,潇洒与睿智,傲岸与豪情集于一身的孟子!一个以布衣之身,自信地傲视君王,雄视天下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


这些丰富的信息可以说都包摄在他的譬喻中了。



(注:本文发表于陕西师大《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旬刊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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